《瞭望》：转基因稻米之争
在转基因稻米能否商业化生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
2009年10月，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序号分别为第41和42的批准项目是名为“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转基因抗虫水稻。
农业部日前在致《瞭望》新闻周刊的答复材料中证实，经安委会综合评价，并履行完所有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后，农业部于2009年8月发放了“华恢1号”和“Bt汕优63”在湖北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这意味着转基因水稻，朝着水稻原产国和水稻消费大国——中国的商业化生产大门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农业部的答复材料称，“此次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品种是由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等科研人员培育而成，是高抗鳞翅目害虫转基因水稻品系”， “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安全证书后，还需通过品种审定，并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
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消息在网站上沉寂了两个月之久，经专业人士和环保组织的质疑，进入公众视野。
水稻是13亿中国人的主粮。有评论称，在这一事件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
一些专业人士通过媒体和个人博客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发表不同意见，主要关注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转基因食品问世后，其安全性一直争议不断，而稻米作为中国人的主粮，长期和大量食用会不会对中国人及其后代造成影响？
其次是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农民的利益。转基因稻米中含有多项外国公司的技术专利，而且转基因稻米不能“留种”，这样跨国公司就可能从根本上控制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国农民的生产利润流入外国跨国集团，国家的命脉受制于人。
有关学者也质疑转基因稻米优势的不确定性。他们认为，使用转基因稻种，目的在于高产和抗病虫害，但是国内外的许多报告表明，这种预期并不确定，并且会带来更大的副作用。
他们指出，更大的忧虑在于转基因稻米商业化生产后的不可逆性，也就是大规模生产势必带来稻种污染，一旦人们发现转基因稻米的缺陷，希望改用中国原有稻种的时候，原有稻种可能已经由于污染而不复存在。
农业部：转基因稻米具有多种优势
近日，记者就前述问题致电转基因稻米的主管部门农业部和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希望得到解答。
农业部的答复材料是统一新闻稿件的格式，其中引用研究人员的观点，肯定了转基因水稻，包括转基因棉花的几方面优势：
一是减轻病虫害危害，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全球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表明，抗虫和抗除草剂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仅在提高农作物产量方面成效显著，而且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方面也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二是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由于转基因新品种在增产、优质优价、低耗等方面的优势，已使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农户累计获得纯经济效益340亿美元，农民增收25%左右。我国棉农也因种植转基因棉花，每亩减支增收130元，累计实现农民增收200多亿元。
三是拓展产业形态，提高产品附加值。目前，功能性和治疗性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生物能源和环保产品相继研制成功，部分转基因药物上市销售，使转基因品种正在由简单性状改良向复杂性状改良，由农业领域向医药、加工、能源、环保领域拓展等方向发展。
答复材料显示，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科学规范，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规定，国家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分级、分阶段安全评价和管理。
答复材料还介绍道，安全评价分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经安委会安全评价和农业部批准，申请单位就转基因水稻分别于1999～2000年开展了中间试验，2001～2002年开展了环境释放，2003～2004年开展了生产性试验。2004年申请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证书。除申请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外，根据安委会的评价意见，2004～2008年，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机构对转基因水稻的分子特征、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的部分指标进行了复核检测。2009年8月发放了“华恢1号”和“Bt汕优63”在湖北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
作为转基因稻米的培育单位，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称改良实验室)完全肯定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
改良实验室在给记者的回复中介绍道，“我校转基因水稻品系使用的是专一高效杀虫Bt蛋白。目前发现，只在水稻二化螟、三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的肠壁上有这种蛋白质的结合位点，因而该蛋白能选择性地杀死该类害虫。而人类肠道上没有该蛋白质的结合位点，故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人类认识 Bt蛋白的来源生物苏云金芽杆菌已有100余年，安全使用Bt蛋白作生物杀虫剂有70多年，大规模种植和应用Bt作物已超过10年，目前没有过敏性反应的报告”，“实验室和田间试验分析结果表明，在生存能力竞争、基因漂移等方面，该品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安全的”。
回复称，有人担心长期食用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小鼠灌胃实验”的结论可供参考讨论：该实验按照大鼠体重，每千克用5克抗虫BT蛋白每天两次灌食。8天后，各组动物体重和脏器重量无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华恢1号”稻米中抗虫蛋白含量≤2.5微克/克，要达到5克/千克(抗虫蛋白与体重的比率) 的接受试验的剂量，体重60公斤的人需要吃120吨稻米。
回复称，按照这个实验结果推理，如果按照每天吃500克稻米计算，一个成年人即使吃“华恢1号”转基因稻米657年也应该是安全的。
关于这样的安全论证方式，回复表示：“这个推理可供大家讨论。”并向记者介绍：“近年来，我们的科研人员长时间试吃了两个品系的大米，口感良好，而且健康状况良好。我们也愿意重申，一旦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后，我们科研人员的米缸里全是转基因水稻，到时候欢迎媒体监督！”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否认了转基因稻米含有多项外国专利的质疑。
早些时候，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称，“中国研发的转基因Bt水稻涉及至少11~12项国外专利。专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Rhone Poulenc Agrochimie/拜耳和诺华/先正达公司等。如果转基因Bt水稻的产业化，中国将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的困境。”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表示，这些说法反映出该报告作者既未对这些专利内容认真推敲，也未对我国《专利法》和专利侵权司法实践进行必要的了解。
回复介绍道，一项发明能否在中国受到专利保护，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中国申请并获得授权。“通过专利授权检索我们发现，该报告指称的12项国外专利，有4项在中国提出了专利申请，1项未获授权……在授权的3项中，1项公告号为CN1263946的‘合成杀虫晶体蛋白基因’发明，将于2009年在中国过期失效。……另2项专利的权利内容，和我国自主研发的Bt转基因抗虫水稻采用的技术、方法、材料完全不同”。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强调，以“华恢1号”为例，该品系所用受体品种为我国已推广多年，目前已处在公共领域的优良恢复系“明恢63”，抗虫基因 Cry1Ab/Ac为中国农科院科学家自己修饰并取得专利的融合基因，转基因方法已在我国申请了专利保护。可见，该转基因水稻品系的核心知识产权均属于国内研发单位。目前“华恢1号”已向有关部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如获批准将完全归属于我国研发单位。“Bt汕优63”也是同样。因此，对两个品系的商业化开发不存在中国失去专利“控制权”的问题。
回复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专利侵权主要有全面覆盖原则和实质等同原则，即在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时，必须得到专利权人的授权许可，或者符合法律的例外规定。但是否是专利产品，专利权人必须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人的产品或者依该方法获得的产品，要么全面覆盖了其申请的专利权利要求，要么与其申请的专利实质等同。换句话说，如果专利权人的权利要求是A，被控侵权人生产的产品完全覆盖了A，当然构成侵权，如果被控侵权人生产的产品是B，但专利权人能够证明A等于B，也会构成侵权。因此，根据相关法律制度，绿色和平组织报告中所列举的专利不会对我国转基因水稻未来的产业化产生知识产权障碍。
回复说，我国专利法中还有规定的交叉许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我国实施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农民留种豁免制度，以及种子法规定的品种审定推广制度，为我国作物品种的推广和产业化划定了安全线和保护区。因此，即使我国在某些品种的培育中涉及国外的专利技术，也不至于落入外国的“专利陷阱”。
“外国专利陷阱”是否存在
方立锋是长期关注和考察国内外转基因生产的学者、农学硕士，现任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组主任。他对记者说，即使有关的专利没有在中国获得授权，专利的持有人同样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实现控制。例如在阿根廷，孟山都公司并没有为其转基因大豆申请专利，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已经完全控制该国的大豆生产，阿根廷99%的大豆都是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的主要控制途径是与阿根廷的种子公司签订专利使用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支付使用费。这种对转基因种子收取额外的技术费，造成了现在转基因种子一般比常规种子贵2~4倍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现在阿根廷几乎无法获取非转基因的种子。
方立锋说，中国的专利保护范围目前虽然不包括植物、种子及后代，但是仍然包括了转基因植物的方法、技术、基因序列和细胞。而世界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专利调查报告指出的正是Bt转基因水稻所应用的方法、技术和目的基因，它们都在中国专利保护的范围之内，因此，专利持有人完全可以行使其权利。
另外，正如阿根廷的案例，即使阿根廷并不许可任何大豆专利，专利持有人比如孟山都公司仍然可以从不同的途径获取利益，包括与种子商签署协议，收取费用。
另一风险是：如果一个产品被出口到另外一个专利范围更广泛的国家，则此产品涉及的专利就可能在进口国的专利保护范围内受到保护。我国是水稻消费大国，同样也出口大量的稻米，如果转基因水稻出口到专利保护更为严格的国家，同样会受到影响。例如，孟山都公司向许多进口阿根廷大豆的欧洲进口商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支付赔偿金，因为孟山都已在欧盟为其转基因大豆申请了专利。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出口上。
方立锋认为，我国一旦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专利持有人的制约。转基因种子价格的上涨将使得农民的生产成本大增，我国主粮的控制权也会落入他人之手，粮食主权和安全将面临巨大的威胁。
他指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还将导致中国丰富的水稻基因资源的流失。由于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垄断了基因技术并具有专利，在知识产权体制下，会加快中国资源流失的速度。以阿根廷为例，由于99%以上种植的大豆为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种子不能继续留种，当地农民再也找不到原产地的非转基因种子。转基因大豆品种的单一化，使得基因资源严重减少，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伴随而来的就是病虫害袭击的增多。转基因生物会导致基因资源的流失，同时由于基因漂移，更会引发基因污染。一般来说，导入转基因作物内的外源基因可以逃逸到同一物种的非转基因作物内，会污染当地非转基因品种。另外，基因污染还可能影响野生资源。野生品种往往在抗病虫害、抗逆、优质和高产上具有重要的农艺性状，所以转基因引发的基因污染可能会导致宝贵野生遗传资源的丢失。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这对于满足全人类对粮食的需求，应对粮食危机，将是巨大的损失。
方立锋说：“2005年湖北省出现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之后，海外市场对中国米制品采取了控制措施，并多次发现中国的米制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实行了产品撤架、召回等措施。由于欧盟和日本等国对中国米制品行业采取的控制措施，我国从事米制品生产和贸易的企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增加了额外的监控成本和长远的经济影响。”
转基因种子优势之疑
方立锋并不认同农业部在给记者回复中阐述的转基因种子优势。他说，即使以转基因棉花为例，它也使棉农成本上升，收入下降。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会出现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次生害虫频发，农药用量加大。一方面，棉铃虫的抗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江苏沿海地区农研所的调研发现，次生害虫日益严重，并成为棉花的主要虫害。次生害虫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带来持续大量的农药投入，并且使用的农药将越来越多。
二是其他病害易发，无法应对气候变化。2009年江苏省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实际案例表明，转基因棉花更容易得黄萎病和枯萎病，造成的减产严重。扬州大学的科研小组研究得出，转基因棉花不能更好地应对高温条件。
据2006年8月4日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所发布消息：中美两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历时7年的联合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
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的这一项目，是世界第一个对转基因棉花种植状况进行长期跟踪和评估的课题。科学家调查的Bt 转基因棉花是第一种投入商业种植的转基因棉花。它因在棉花基因组中插入苏云金杆菌(Bt)基因而得名，能分泌毒素杀死棉田最主要的害虫棉铃虫。早先的一些小规模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提高棉田单产、降低杀虫剂用量，有较好的经济和环保效益，因此已陆续在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多个产棉国推广。
中美两国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的长期研究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研究人员经过历时7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三年经济效益最大，他们的平均杀虫剂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70%，而收入要高出36%。
但情况从第四年开始发生逆转。转基因棉花尽管抑制了棉铃虫，但它无法杀死盲蝽等其他害虫，导致盲蝽侵害棉田。当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杀虫剂用量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他们的收入却低了8%。到第七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使棉花种植户的收入大幅下降。
康奈尔大学教授、这一研究的美方负责人平斯特拉普·安德逊说，早先科学家曾认为Bt转基因棉花可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棉铃虫产生抗药性，但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转基因棉花无法对付的“次生害虫”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他认为，只有尽快开发出抑制其他害虫的方法，才能让Bt转基因棉花产生明显的效益。
三方面的不确定性
对于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全球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存在激烈分歧、各国政府对其严格限制的大背景下，转基因水稻真的像农业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专家所声称的那样，“不存在任何风险，可放心食用”，“转基因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唯一可选途径”吗？这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两个“硬伤”。
蒋高明说，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大米是中国人的主食，每年我国要消费1.7亿吨大米，对其安全性问题绝对不能轻描淡写。就连积极推广转基因的美国也没有将主食批准转基因安全证书，中国科学家凭什么能拍着胸脯说“转基因不存在任何风险”呢？其实，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是该技术难以逾越的障碍，也是根本不可能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转基因进入食物链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他指出，基因交流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大都发生在相同的种或同属的物种之间。植物和微生物之间进行基因交流，在理论上讲是零概率事件，否则，生物进化史上早就有了这种基因交流的事件发生。人类通过生物技术可以实现不同物种，甚至不同生物界(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基因交流，但对于这样的基因转移，人类不可能不付出安全代价。以转基因水稻为例，科学家希望通过Bt基因合成的毒蛋白饿死害虫，但生存是物种最基本的权利，它不吃水稻的叶子，就得吃别的植物叶子，或者庄稼或者杂草。但是，其他作物也都转了基因，杂草也通过基因逃逸带了Bt基因，那么害虫只有加速进化而与人类抗衡。其结果是，人类需加大农药用量而抗虫，这与转基因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昆虫都无法下口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人体就没有害处吗？”蒋高明说，关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对人体的影响，即使老鼠吃了没事，也不能说明人吃了也没事。即使对实验动物，也不是没有问题的。1998年，匈牙利籍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这个实验结果公布后，普斯陶伊教授受到排挤离开了英国罗威特研究所。但他被除名后，很多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英国皇家学会最后组织专家调研，也没有完全推翻他的实验结论。
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意味着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被永久废除。
蒋高明认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带头将Bt基因转入13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转基因生物一旦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控制，所转移的基因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可以忽略不计”的增产幅度
“转基因作物能不能增产，看美国的例子就知道了。”蒋高明说，美国是掌握转基因技术最早、最多的国家，其技术远比中国先进，但该国粮食总产量仅 3.63亿吨，远低于中国的5.01亿吨；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耕地还比中国多11亿亩，为什么其粮食无论单产还是总产，反而不如中国呢？答案就在于“人”身上而不在“武器”身上。
蒋高明说，国内转基因的专家声称，他们的转基因水稻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产量8%，我们不知道他们与什么品种比较，是袁隆平的超级稻吗？如果是普通水稻，这个增产幅度相对于其巨大的生态风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从土壤改良上，增产的潜力很大。据报道，云南省农科院进行的一项新肥料试验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增产效果：9亩水稻增产幅度达21.55%。每亩增加的水稻产量所使用肥料的成分构成中，氮磷钾含量不足10%，但有机质含量丰富，能起到很好的改良土壤效果，而通过土壤改良提高粮食产量并不带来环境危害。
他具体指出，根据农作物种植的科学法则，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其他要素则以生态和人为因素为主。可见，转基因仅占粮食构成要素的1/8，而非“唯一可行技术”。过去30年来，我国耕地退化程度已远超过去几百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精耕细作。而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专用除草剂的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懒，地越种越瘦，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农作物种植恶性循环。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从过去的300多公斤/亩，提高到700多公斤/亩，现在逼近900公斤/亩，那才是真增产。转基因水稻只是对虫害有所控制而已，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相比并不增产，且连续种植几代后亩产量就会越来越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已覆盖了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7%，即6000万公顷；杂交水稻平均产量为7.2吨/公顷，比常规水稻单产高出1.4吨/公顷。我们放弃推广非常成熟的杂交水稻的优势，而转向风险重重的转基因水稻，实非明智之举。”
蒋高明指出，刚刚获得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十几项国外专利。而我国正在研发的另外5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每个品系涉及的国外专利至少有10项。这些国外专利的持有人中不乏一些大型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此外，一些转基因水稻由于其原始材料来自国外机构，因此还受到其他国外所有权、法律合同的制约。这些涉嫌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技术用于科研没问题，一旦商业化，就会被索要高昂专利费，这就给我国的粮食主权埋下了“定时炸弹”。
他认为，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农民种地积极性下降，二是地力下降，三是播种面积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这是转基因技术所不能解决的。对待转基因这项高科技技术，一定要高度警惕其负面影响，科学决策，增加透明度。
西方未生产作为国民主粮的转基因小麦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对记者说，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和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已有多次报道。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加拿大转基因油菜多年种植后，因发生基因漂移，产生了能够耐受多种除草剂的超级杂草；墨西哥农民种植的美国转基因玉米，其花粉对当地野生玉米发生了基因污染，产生基因重组，破坏了当地野生玉米的遗传结构；此外，转基因玉米花粉能够让北美的珍稀濒危物种——君主蝶大量致死，也是不争的事实。
有专家认为，目前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普遍使用的目的基因是Bt杀虫基因，由于使用多年，这个基因已证明是比较安全的。对此，薛达元认为，目前安全并不等于若干年后仍然安全，这种基因产生的毒素在人体和动物体内能否累积，尚不清楚。即使Bt基因已证明将来也是安全的，但是并不能表明转基因研究使用的其他目的基因也是安全的，需要逐案进行风险评估，并在研究、田间试验和商业化生产的各个阶段逐步进行风险评估。“事实上，在军事、医学等多个领域都在进行转基因研究，这些领域的许多转基因研究实际上风险很大，研究者常常不敢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不敢公开他们使用的基因，否则公众一定会恐慌。”
薛达元强调，至今国外对主粮的转基因品种一直不敢商业化生产，美国虽然批准了玉米、大豆的转基因商业化生产，这些主要用于饲料和榨油，而用于主粮的转基因小麦研究虽然早已成功，但是从来没有批准为商业化生产，因为小麦是西方的主粮，相当于中国的水稻。因此，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潜在风险太大，出了问题谁也担不了责任。
转基因水稻安全性遭质疑
作者：金微 来源：新华网—国际先驱导报 发布时间：2010-2-2
袁隆平称不能预知其危害，其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
“欧美科学家都不敢断定这项技术一定是安全的，中国科学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拿下安全证书似不稳妥”
“中国成为国外转基因粮的生死试验场”“民族的噩梦”……已经两个月了，有关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各种担忧仍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并逐渐蔓延形成一种恐慌。有的论坛还发起“反转基因主粮”的签名活动。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获得两个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及其同事。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
安全证书是转基因作物品种上市之前最难的一个关口，这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农业主管部门认可，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接下来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了。
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中国即将打开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闸门”，但这也引起了担忧。
“如果在全球还远未达到共识的情况下，我们贸然去进行转基因水稻大面积的商业化种植，这种‘敢为天下先’是不是也太超前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发出的疑问颇具代表性。
真没害处吗？
质疑主要是围绕着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展开的。
“我并不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但是我担忧背后的风险。”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由于水稻是主粮，世界各国都比较慎重，“转基因的大豆、玉米、棉花有商业化种植的，但是转基因水稻，还没有哪个国家进行商业化种植。”
薛达元担忧的主要风险是转基因水稻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实际上，这也是很多专家提出质疑的主要原因。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介绍，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抗虫基因，使得水稻能分泌一种BT毒蛋白物质，虫子食用后会被毒死，因而能够产生防虫效果。“但水稻是人类的主粮，昆虫无法下口，人类长期食用难道就没有害处吗？”蒋高明质疑。
近年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引起很大的争议。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的小白鼠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
蒋高明认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保障，“欧美科学家都不敢断定这项技术一定是安全的，中国科学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拿下安全证书似不稳妥”。
一旦出问题……
此外，对于环境的污染也是很多科学家担忧的事情。因为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基因通过授粉等途径向四周“漂移”，可能会引发生态危机。
国家环保部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官员曾发出警告：在生态系统中，转基因生物是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外来物种，它可能破坏整个生态的平衡。
国际上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2001年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的“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事件”，2006年还曾出现“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
蒋高明认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带头将转基因引入13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转基因生物一旦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控制。”他说。
此外，薛达元认为，因为欧洲等国家对于转基因食品有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旦转基因水稻在中国进行商业化，还可能影响我们的粮食出口。
“前几年曾经在湖北进行过转基因水稻的实验性种植，当时管理没有跟上，像转基因种子就没有限制，什么人都可以买到。”薛达元担心，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后，也会出现管理跟不上的局面，转基因水稻“也许会出现在不适合种植的地方，污染当地农作物”。
“转基因水稻的潜在风险短期内可能看不出来，需要长期观察。”薛达元说。
“我个人认为，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转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而对环境和人造成危害。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水稻专家袁隆平说。
5年内上餐桌！
在持续出现的质疑声中，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获得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一改低调，在1月6日宣布，“转基因水稻最迟5年内走上中国人的餐桌”。
农业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三名委员近期做客人民网时，则批评媒体和公众的负面舆论，阻碍了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进程。他们宣传的转基因水稻的两个好处，一是减少农药用量，二是会增加产量。
“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对此很是不解，因为他们广泛搜集并且观察相关的实际案例表明，有关转基因作物减少农药用量的结论为时尚早。
以转基因抗虫棉为例，在刚推广的头几年，对棉蛉虫确实有效果。但好景不长，去年就有媒体报道，江苏推广转基因棉第5年，棉铃虫虽然被基本控制，而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集中大爆发，“小虫成大灾”，用药量反而猛增。
据介绍，华中农业大学科学家研发的“BT水稻”产量可比普通水稻提高大约8%。对此，方立峰认为，从棉花的例子看，转基因作物的产量并不比非转基因的高，遇到灾害天气时，产量反而更低。
蒋高明也指出：“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为什么其粮食单产反而不如中国呢？”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
蒋高明认为，由于种地不赚钱，农民不愿意伺候土地，用地不养地，单纯依靠化肥，造成地力下降才是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过去30年来，中国耕地退化程度已远超过过去几百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精耕细作。而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专用除草剂的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懒，地越种越瘦，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农作物种植恶性循环。
专利费恐成“定时炸弹”
“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失败，灭绝的是中华民族，西方国家不受影响；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成功，中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将控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说。
“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组织在最新研究报告——《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中表示，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没有任何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上述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至少涉及了28项国外专利技术。这些专利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德国拜耳和美国杜邦三家跨国生物公司。
此次颁布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即属于这8个转基因水稻之列，至少涉及了11项国外专利。
“这些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技术用于科研没问题，一旦商业化就会被索要高昂专利费，这就对我国的粮食主权埋下了‘定时炸弹’。”方立峰说。
审批者是哪些人？
对于诸多质疑，农业部对外的回复非常简短：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5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依据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转委会’)评价结果”做出的决定。
农业部答复引起社会更多质疑，尤其是转委会成员始终处于神秘状态。方立峰曾多次通过邮件、电话、登门等各种方式，希望主管部门把转委会专家的名单公布于众，但都无果而终。
“为何不公开这些专家名单呢？一个涉及民生的重大工程，公众至少应该有知情权吧？”方立峰有些无奈地说。
本报就此事发函对农业部进行采访，截至发稿时，尚未得到回应。
据郑风田透露，转委会里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的很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或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这其中包含的利益是更让人担心的问题。”
粮食转基因 世卫组织认为可能对人体无害
2009年底，农业部向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颁发了安全证书，更早的2008年，农业部门启动了总额约200亿元人民币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据称为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国内转基因研究的如火如荼并没有平息国内外专家学者争论的声音，在国外研究者发出转基因技术其实是西方在控制中国粮食命脉的警告时，从事以及接近转基因技术的一些国内专家却意外保持沉默。但是云遮雾罩的转基因技术研究背后，仍然有一些线索可供普通人玩味思索。
转基因大米比饮用水还安全？
2009年10月，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 出现在《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获得了农业部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转基因水稻可在湖北省生产应用，“一石激起千层浪”，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成为众矢之的。
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世界卫生组织早有认定。2002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20个问题》，在这份文件中，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不同的转基因生物包括以不同方式插入的各种基因。这意味着应逐案评估个别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并且不可能就所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发表总体声明。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风险评估并且可能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危险。此外，在此类食品获得批准的国家普通大众对这些食品的消费未显示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介绍，转基因作物分为三类：抗虫害损害；抗病毒感染；以及对某些除草剂耐受性。截至2002年，抗虫害或耐受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大豆在美国和欧盟获得了批准，耐受除草剂的菊苣仅有欧盟批准，耐受除草剂或抗病毒的甘兰型油菜、南瓜属植物、土豆则只在美国和加拿大获得了批准。
对于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华中农业大学解释：“人类安全使用Bt蛋白来抗虫已有70多年历史，没有发生一起让人中毒和过敏的例子。它本身是有机物，是有机食品允许使用的生物抗虫剂。由国家指定的有资质的单位用转基因大米喂养了很多代白鼠，没有发现转基因大米对白鼠生长、发育、智力、免疫、生殖等有任何不良影响。研究人员还用纯Bt蛋白对抵抗力很弱的小鼠进行灌胃，剂量达每千克小鼠体重灌注5克纯Bt蛋白，没有发现中毒、过敏、体重异常、脏器病变。每克‘华恢1号’稻米含Bt蛋白不超过2.5微克，按小鼠灌胃剂量折算推知，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吃掉120吨稻米也不会发生中毒、过敏、体重异常、脏器病变。如果按每天吃500克稻米计算，一个人活上120岁，也只吃掉约10吨稻米，不及小鼠灌胃剂量的十分之一。我们想特别指出，人类食用转基因食品已有十多年历史，没有发现任何中毒、过敏等不安全问题。”
华中农业大学进一步表示：“我们最近查了食品、饮用水等相关国家标准，发现对人体无毒的Bt蛋白在转基因大米中的含量，比国家标准规定的食品中的亚硝酸盐含量还低。亚硝酸盐是实验证明的中度毒性、高度致癌性物质。国家标准规定饮用水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为每克水中不高于1微克。考虑到饮水量，可以说，我们研发的转基因大米比达标的饮用水还安全，是真正无毒无害的。”
反对转基因作物人士的疑虑并未因此消弭。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对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结论向记者评论道：“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很慎重的，但他们的意见仅是供参考的，他们不能决定每个国家是否种植。美国加州3县、欧洲瑞士国家全民投票决定不种转基因作物。”
接受采访时正在国外参加转基因生物安全性会议的国家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生物多样性首席专家薛达元对记者说：“我基本上同意世卫组织的文件精神。应该说目前已批准商业化生产的转基因都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总体说基本上是安全的。但是限于风险评估技术的水平，也只能说基本上是安全的，或者说‘目前可能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将来是否会有危害，还不能完全肯定。而且，目前已经风险评估的商业化转基因还很有限，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将会出现大量新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这些新的转基因未必都是安全的，需要逐个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也就是说，部分转基因目前安全不等于将来也安全；现有的转基因安全不等于今后的转基因也安全。”
会漂移的基因？
基因漂移是转基因作物安全性争议较大的另外一个焦点。蒋高明此前对媒体表示，基因交流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大都发生在相同的种或同属的物种之间。植物和微生物之间进行基因交流，在理论上讲是零概率事件，否则，生物进化史上早就有了这种基因交流的事件发生。人类通过生物技术可以实现不同物种，甚至不同生物界(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基因交流，但对于这样的基因转移，人类不可能不付出安全代价。以转基因水稻为例，科学家希望通过Bt基因合成的毒蛋白饿死害虫，但生存是物种最基本的权利，它不吃水稻的叶子，就得吃别的植物叶子，或者庄稼或者杂草。但是，其他作物也都转了基因，杂草也通过基因逃逸带了Bt基因，那么害虫只有加速进化而与人类抗衡。其结果是，人类需加大农药用量而抗虫，这与转基因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对于基因漂移的质疑，华中农业大学答复：“水稻属于自花授粉植物，个体间基因型是同质的，两株水稻发生异花授粉的概率仅1%左右，正常情况下水稻花粉传播距离很难超过1米，且人工种植水稻的稻田没有野生稻，所以，不存在所谓基因漂移的问题。这已为多年的田间试验结果所证实。”
华中农业大学进一步解释：“水稻有4万多个基因，我们转入的只有一个基因，它只赋予水稻抗虫的功能，并没有也不会改变水稻基因的其他功能。在人食用水稻的胚乳(即大米)中，这个抗虫基因产物含量极低。它只在害虫食用的水稻茎叶中显著表达。转入水稻的抗虫基因Bt蛋白，它只杀死危害水稻的鳞翅目害虫，而对其他昆虫没有毒杀作用，也不会像化学农药那样残留在环境中，因此不会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不良影响。”
须公众参与
中国的转基因研究要顺利进行，透明度也是一大待解问题。在目前围绕转基因作物的争论中，转基因技术专家罕有人出面向普通民众全面介绍转基因作物的作用与弊端，薛达元认为：“主要原因是农业部有关部门将批准转基因商业化搞得很神秘，他们忽视了公众了解转基因的权利。他们总以为转基因技术太专业，老百姓搞不懂。可以越是搞不懂，就越神秘，也就越怀疑其安全性。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公众参与的转基因作物风险评估体系与程序，转基因技术专家要向公众多做技术介绍和优劣比较，并介绍政府是如何组织进行食品安全评估和环境风险评估的，采取了哪些风险管理措施。不能将公众排除在外。”
蒋高明也表示：“我认为这是利益作怪，内幕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安全的评估体系需要生态、医学、食品科学、法律多方面的专家组成，而不是目前的格局，专家中三分之二是搞生物技术的，或者与生物技术有关。”
华中农业大学回应：“有舆论说安全评估专家中转基因专家占了三分之二，并认为这不合理，我们对此不敢苟同。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估有很强的专业性，转基因专家占多数是正常的，反之倒不正常了。需要指出的是，我校水稻转基因研发团队专家均不是安委会(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本报注)成员。”
不过华中农业大学也坦承在公众中进行转基因知识的普及还不够：“未知导致恐惧，因为科普不够，转基因技术对公众而言显得神秘而危险。同时，由于一些机构、媒体的炒作，使得消费者已经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和转基因食品安全产生了很大的负面认知。公众对转基因的认知误区，表明我们相关知识的科普工作还有很多欠缺，目前我们正设法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普宣传教育，让公众了解生物技术，培养公众对转基因产品及其安全性问题的客观公正意识。”
2010年新年前夕，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依托新浪博客平台建立了官方博客“绿道”，华中农业大学解释“绿”是生命的颜色，代表环保、健康、可持续发展；“道”是中国传统哲学范畴，有“道理”、“规律”、“道路”等意思，也与“绿色超级稻”的“稻”谐音，希望就此增加转基因技术的亲和力。 作者：傅勉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发布时间：2010-2-23
《瞭望》文章：联合国生物安全专家答问
“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需不需要转基因作物来养活地球，而是如果我们继续接受转基因作物和背后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还能不能养活地球？”
拥有美国和新西兰两国国籍的杰克·海勒曼博士(JackHeinemann)，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遗传和分子生物学教授、挪威图森生物安全中心基因生态学高级兼职教授、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员。
他1993年获得美国微生物学协会青年调查奖，2002年获得新西兰科学家协会研究奖章，2005年被列入联合国生物安全专家名册，受邀为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评估机构撰写报告，并为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我的实验室几乎每天都在制造转基因生物。”他在致记者的电子邮件中称，“在我20年的职业科学家生涯中，我连一次都没想过要把这些转基因生物商业化。”
在最近的几封邮件里，他就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安全性及其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转基因作物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很小”
记者：迄今为止，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国际社会究竟有没有达成共识？有一种看法是转基因食品1994年才问世，要对其安全性盖棺定论为时尚早。
海勒曼：我认为，针对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目前并无定论。但是在2007年到2009年末，由法国科学家吉利-艾瑞克·索拉里尼带领的科研团队在转基因作物的动物实验中发现了相当确凿的对动物有害的证据，他们的发现在国际生物学期刊上发表之前就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研究分为好几种。第一种是人体健康研究，包括用实验来获知某种作物的短期和长期的效用和后果。而这样的研究包括对动物一生的测试这样的长效实验。要完成这样的实验，需要有充足的经费，一支独立于产业利益而又技术精良的研究团队，以及政府的相关法规来确保获得转基因种子和植株作为研究对象。但现实中往往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大公司以专利权保护为由拒绝提供转基因作物的种子来供独立科学家进行安全性研究，这就严重阻碍了开放与独立的科学研究。我相信，如果真正做到这些条件，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早该得出科学的结论了。
而同样的问题也妨碍到第二种环境安全性研究——经费不足，社会大环境并没有扶植独立和严谨的科研力量，作为实验对象的转基因种子和植株很难获得。有一种傲慢的偏见认为环境测试只能在室外进行，所以不少转基因作物被匆忙投放田间试验。诚然，有些最终问题的确需要甚至更大规模的田间实验，但是，很多令人困扰的问题完全可以更早和更好地在实验室里解决。例如，根据我2004年的研究，在田间试验的规模下将转基因逃逸作为安全性问题来研究完全没有必要。在实验室里研究转基因在自然界何时以及如何逃逸效果会好很多，而且还可以为田间实验提供宝贵的参考和依据。
最后一类是在社会层面的安全性研究，这主要是指对农业和农业技术的远瞻性战略思考，事关食品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大局。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共同支持的国际农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评估机构已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发现转基因作物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很小。原因或者是由于作物本身的特性，或者在于背后掌控转基因专利权的西方跨国集团。巨大的利润落入了私人公司的腰包，而要全社会来为其风险买单。同时，转基因作物背后由供应商主导的运作已经控制了相当多的资源，这些资源原本可以投入到更为重要的农业技术研发，例如农业生态学、农业资源就地保护，以及扶植有竞争力的农作物种植者的群体。
“商业资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分化和重组科研团队”
记者：如果转基因作物真像其反对者指责的那样威胁食品安全和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主权，并对人体健康有潜在风险，为什么世界上还有不少科学家在进行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利益驱动会是主要的推手吗？
海勒曼：全世界究竟有多少科学家真正热衷于将遗传工程用于制造转基因作物呢？很多人将下面两类人混为一谈：一类是为数甚多的分子遗传学家，一类是为数较少的在开发转基因产品的科学家，他们受到相关产业资助，有雄厚的资金作后盾。
我自己就是一个分子遗传学家，我的实验室几乎每天都在制造转基因生物。在我20年的职业科学家生涯中，我连一次都没想过要把这些转基因生物商业化。它们对于解答生命的奥秘至关重要，而这些发现某一天也可能被投入实际运用。许多植物学家将遗传工程用于协助育种或者改良作物，但并没有直接将遗传工程本身商品化。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科学家们从不把制造转基因商品作为我们存在的理由。只要不被专利保护所操控和滥用，也无须推广转基因商品，现代生物技术才真正能为人类造福。
但不可否认的是，商业资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分化和重组科研团队。根据国际农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评估机构的调查结果，一小部分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农业技术研发上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相应投资的总和，而且比主要发达国家对公共事务的投资还要略高一筹。所以，科学家被顺理成章看作是转基因商品的支持者。而事实上绝大多数遗传学家并不会对转基因作物有太多想法。即便是那些有想法的，也常常不想在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上纠缠太多，因为聪明的做法是：要么迅速支持转基因，要么彻底不闻不问。否则，如果想在转基因问题上保持批判性的职业眼光，就意味着你会很容易得罪公司和政府，自毁前程。
所以我认为单纯追逐利润只会成为很小一部分科学家参与开发转基因商品的动力，而更大的动力来自事业上的发展机遇和就业的保证。不少政府越来越将研究经费和产业目标挂钩，而一些原本公立的研究机构也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定义成功。面对科研团体和商界之间强有力的结盟，科学家们正在学会保持沉默，或者沦为摇旗呐喊者。
记者：如何养活地球上这么多人口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而气候变化让这个问题更为棘手。转基因技术一度被誉为解决上述问题新的“灵丹妙药”，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全球纷纷抢注了针对气候变化的基因专利，也预示着会在已成天文数字的转基因研发投资上再下赌注。转基因真是“灵丹妙药”吗？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更好或者更安全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
海勒曼：当然有了。科学家早已研究开发了其他多种农业技术，它们绝非出于政治目的而被推出，而是被业界广泛认可，成为远远优于转基因作物的选择。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需不需要转基因作物来养活地球，而是如果我们继续接受转基因作物和背后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还能不能养活地球？假如说没有转基因作物，人们就会挨饿的话，那么今天人类早就该灭绝了。如果想让生物工程技术真正造福于民，我们就必须改变目前利用遗传工程的方式和原因，特别是现有的商业模式。
为什么美国成了转基因大国
记者：美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毫不掩饰优先保护自身利益的价值取向，美国民众也向来珍视自身的健康和生计。如果转基因作物真能被跨国公司用来垄断市场，严重伤害农民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并导致潜在的健康和环境风险，为什么美国反倒成了转基因大国？
海勒曼：我首先不同意这样的假设：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所以接受转基因作物也必然经历了一个民主的决策过程。我拥有美国和新西兰双重国籍，在美国生活了近32年。但作为一个职业遗传学家，我对美国的转基因产业也知之甚少。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样对此问题没有任何参与讨论和决策的机会，就像历史上绝大多数美国人针对吸烟或饮酒是否有害的议题也未能参与讨论一样。
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愚笨或者懒惰，而仅仅说明了美国的社会舆论常常推崇商业文化，不少人也想当然地认为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带来福祉与进步。不过，对转基因质疑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拒绝产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而倾向于选择当地原产的和有机的食物。
记者：我们的印象是，不少欧洲国家对转基因作物比美国采取了严厉得多的限制措施，包括一系列法律法规，也包括让公众发挥非常积极的监督作用。你是否能就此介绍一下？
海勒曼：我认为在转基因问题上比较“欧洲人”和“美国人”会误导大家。如果你在街上问一般的美国民众，他们会提出和欧洲人同样的诉求：要求严格标识转基因食品。在对转基因的管理层面，欧洲与美国和加拿大并无二致。
如果有差别的话，最关键的是，欧洲人在更有效和强硬地呼吁针对转基因标识立法和严格执法，在新闻舆论上推动对转基因的讨论，也在赞助对转基因的安全性研究。而美国还没有法律法规来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尽管在民意测验中他们是支持为转基因标识立法的。
美国在指责欧洲人利用非关税贸易壁垒来限制进口美国转基因产品。但是，我预测只要美国看到相关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就会毫不犹豫用安全性检测来限制进口产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他国的转基因商品。
“跨国公司已经准备好将利润凌驾于食品安全之上”
记者：反对者指出转基因的关键技术专利已经被少数跨国公司所垄断，所以如果某一个国家决定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跨国公司就会长驱直入，用专利保护权等手段垄断该国市场，使其丧失对该作物的国家控制权和食品安全。这样的指控是否站得住脚？是否已经有类似情况发生？
海勒曼：我认为这样的指责是成立的。从某些角度而言，转基因作物的开发还处在早期，因为绝大多数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只在一小部分国家生产和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但是阿根廷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整个国家已经严重依赖生产美国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转基因大豆用于出口，国民经济和食品安全因而岌岌可危。但阿根廷并不认可种子专利，孟山都公司在已经从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中获利丰厚之后，还在通过法律手段要求阿根廷大豆的欧洲进口商支付专利赔偿金。转基因专利协议禁止农民保留当年种子，只能在每个播种季节重新购买。而一些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已经明确拒绝向未能履行转基因种子专利条款的发展中国家出售种子。这就意味着跨国公司已经准备好将利润凌驾于食品安全之上。 作者：林谷 来源：瞭望 发布时间：20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