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节选
来源： 浏览量：1446 更新日期：2010年1月5日
前言 副总统 阿尔·戈尔
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
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鱼类和野生资源的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你也就不必为本书和它的作者受到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惊。大多数化工公司企图禁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当它的片段在《纽约人》中出现时，马上有一群人指责书的作者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即使现在，当向那些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的人问起此类问题时，你依然能够听见这种谩骂（在1992年的竞选中我被贴上了“臭氧人”的标签，当然，起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赞扬，而我，则把它作为荣誉的象征，我晓得提出这些问题永远会激发凶猛的——有时是愚蠢的——反抗）。当这本书开始广为传颁时，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况且，卡逊是一位妇女，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别，把她称作“歇斯底里的”。《时代）杂志甚至还指责她“煽情”。她彼当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弃了，她作为科学家的荣誉也被攻击，而对手们资助了那些预料会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传品。那完全是一场激烈的、有财政保障的反击战，不是对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卡逊在论战中具有两个决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实和非凡的个人勇气。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话。现实已经证明，她的警言是言简意赅的。她的勇气、她的远见卓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要动摇那些牢固的、获利颇丰的产业的意愿。当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强忍着切除乳房的痛苦，同时还接受着放射治疗。书出版两年后，她逝世于乳腺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疾病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着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确确实实是在为她的生命而写作。
在她的著作中，她还反对科学革命早期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人（当然是指人类中的男性）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者，科学史就是男人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了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位妇女敢于向传统挑战的时候，它的杰出护卫者之一罗伯特·怀特·史帝文斯语气傲慢、离奇有如地球扁平理论那样地回答说：“争论的关键主要在于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当代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
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这种世界观的荒谬性，表明了许多年前卡逊的观点多么地具有革命性。来自获利的企业集团的谴责是可以估计到的，但是甚至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边。而且，发现DDT的杀虫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窒息。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这本书本身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顺便提及一下，卡逊已经靠以前的两本畅销书得到了经济上的自立和公众的信誉，它们是《我们周围的海》和《海的边缘》。如果《寂静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会很寂静，在这十年中，美国人对环境问题有了心理准备，听说或注意到过书中提到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妇女是与这场运动一起到来的。
最后，政府和民众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不仅仅是看过这本书的人，还包括看过报纸和电视的人。当《寂静的春天）的销售量超过了50万册时，CBS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甚至当两大出资人停止赞助后电视网还继续广播宣传。
肯尼迪总统曾在国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指定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调查它的观点。这个专门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是对一些企业和官僚的熟视无睹的起诉，卡逊的关于杀虫剂潜在危险的警告被确认。不久以后，国会开始重视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是我们在母亲的建议下在家里读的几本书之一，并且我们在饭桌旁进行讨论。姐姐和我都不喜欢把任何书拿到饭桌旁，但《寂静的春天》例外。我们的讨论是愉快的，留下了生动的记忆。事实上，蕾切尔·卡逊是促使我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境运动中去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样激励着我，使我写了《濒临失衡的地球》，它是被哈顿·米夫林公司出版的，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个公司在卡逊的整个论战过程中都支持了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好名声，出版了许多关于我们的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险的好书。她的照片和那些政治领导人——那些总统们和总理们的照片一块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它已经在那里许多年了，它属于那里。卡逊对我的影响与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超过他们的总和！
作为一位科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卡逊又是个孤独的听众，官场的人们常常难以如此。当她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杜可斯波里的一个名叫奥尔加·哈金丝的妇女的关于DDT杀死鸟类的信时，她就构思出了《寂静的春天》。现在，因为卡逊的努力而禁止了DDT，一些与她有着特殊关系的鸟类，如鹰和移居的猎鹰，不再处于绝迹的边缘。因为她的著作，人类，至少是数不清的人，保住了性命。
无疑，《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珍贵的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区别。哈丽特·贝切尔；斯托把人们熟知的。公众争论的焦点写成了小说；她给国家利益和大众关怀注入更多人性的成分。她描绘的奴隶的形象感动了民族的良知。林肯在南北战争处于高潮时会见了她，对她说：“您就是启始整个事件的小女士。”相反，蕾切尔·卡逊警告了一个任何人都很难看见的危险，她试图把环境问题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证据。从这种意义上说，她的呐喊就更难能可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于1963年在国会作证时，参议员阿伯拉罕.李比克夫（Abraham Ribicof）欢迎她时令人不安地模仿林肯恰好一个世纪以前的话说：“卡逊小姐，你就是启始这一切的女士。”
两本书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寂静的春天》与现实持续不断地相关联。奴隶制可以，也确实在几年内终结了，尽管还要花一个世纪或更多时间去处理它带来的后果。但是，如果奴隶制可以依靠笔端的斗争而废除，化学污染却不能。尽管卡逊的论辞铿锵有力，尽管美国采取了禁止DDT的行动，环境危机却不是变好，而是越来越糟。或许灾难增长的速率减缓了，但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牵挂。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农场用的农药就加倍到每年11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我们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仍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不仅使我们陷入一种以出卖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公害并从中获利的状态，而且也反映出了在对科学无国界观念的理解上的原则性错误——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
卡逊的很少的几次演讲的最后一次是在全美园林俱乐部（Garden Club of America）作的。她承认，事情在变好之前会变得更糟：“问题很多，却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但她还警告说，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我们要面对的危险就越多：“我们正遭受着暴露的化学药品的全面污染。动物实验已经证明它们极具毒性，很多情况下它们的效果还会积累。这种侵害在出生时或出生前就开始了。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方法，这种侵害会贯穿整个生命历程，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因为我们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自从她下了这些断言，我们已经悲哀地经历了许多，癌症和其他与农药有关的疾病的发生率猛增。难办的是我们并非什么都没做过，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所做的却远远不够。
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I Protection Agency）于1970年成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杀虫剂管制和食品安全调查机构（Food Safety in-spectionSechce）都从农业部移到了新的机构，而农业部自然只是想了解谷物上喷洒农药的好处，而不是危险。从1962年，国会就号召确立杀虫剂的检验。注册和资料的标准，不是一次，而是三番五次，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推迟和废弃了。
例如，克林顿-戈尔政府接政时，使农场工作者免受杀虫剂毒害的标准还没有确定，尽管环保署在70年代初就开始“运作”了，像DDT那样的广谱杀虫剂已经被毒性更大的窄谱杀虫剂替代了，但它们并未经过全面的检测，具有相当的或更大的危险性。
杀虫剂工业中的大部分强硬派人士都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呼吁的保护性措施的施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年来，国会依然宠爱这些工业。规范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的法规的标准比食品和医药的法律宽松得多，国会故意让它们难以实施。在制定杀虫剂的安全标准时，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考虑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纯粹是自掘陷阱。农业产量的增加（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提高），是以癌症、神经病等的潜在增长为代价的。况且，把具有危险性的杀虫剂从市场上彻底清除还需5至10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很强，如果效果比现有的稍好一点，也会得到允许。
依我看，这很像是一种“低谷呆久了，反有上升之感”的心理平衡了。现有的体制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利益，获得近期利益。可以证明，这种近期利益是相当短的。许多杀虫剂不能使所有的害虫全部灭绝。也许开始时能，但害虫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了，那么，这些化学药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更何况，我们重点研究的是杀虫剂对成虫的作用，而不是幼虫，而成虫对化学药品是特别脆弱的。科学家们总是分立地检测它们的作用，而不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而这正是我们的田野。牧场和河流中潜在的巨大的危险。重要的是，我们继承的是这样的系统：法律与漏洞共存、执行与推迟同在，并在表面上牵强地掩盖全方位的政策性失败。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杀虫剂的过分利用与基本价值不协调。最坏的是它们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它们引起相对较长期的、缓慢的危害。然而，真实的结局是《寂静的春天》出版后22年，法律、法规和政治体制都没有足够的反应。因为卡逊不仅熟知环境，也深黯政界的分歧，她已经预料到了失败的原因。几乎在没有人讨论金钱与势力两大污染时，她即在园林俱乐部讲演时指出：“优势……给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在预测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争论时，她谴责减低竞选开支税（本届政府正在寻求废除）并指出这种减税“意味着（举个特殊的例子）化工工业可以在捐款上讨价以反对未来的管制。……追求无法律约束的工业界正从它们的努力中获利”。简言之，她大胆地断定，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一种努力的持续几年的失败可以解释另外一种失败，结果会同它们不可接受一样不可否定。1992年，我们国家共用了22亿磅杀虫剂，这等于人均8磅。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杀虫剂是有致癌性的，其他则可以毒杀昆虫的神经和免疫系统，这对人也是可能的。虽然我们已不再有卡逊所描述的日用化学品的值得怀疑的好处——“我们可以用一种蜡刨光地板，它可以杀死上面的虫子”，现在有超过90万个农场和6900个万家庭在使用杀虫剂。
1988年，环保署报告说32个州的地表水已经被74种不同的农业化学药品污染了，其中包括除莠剂阿特拉津（A-trazine），而它被认为是人类的潜在的致癌物。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田每年要喷洒7000万吨农药，而150万磅流入供2000万人饮用的水中。阿特拉津并没有在市政的水处理过程中提取出来。春天来临的时候，水中的阿特拉津量会经常超过饮用水的安全标准。1993年，整个密西西比河流25％的水都是这样。
由于其他原因，DDT和PCBs在美国真正被禁用了。但作为化学物之近亲的模仿雌性激素的杀虫剂又大量出现了，而且还在增加。来自苏格兰、密执安、德国和其他地区的研究报告表明它们可以导致生育能力的下降。引发睾丸癌和肺癌及生殖器官畸形等。仅在美国，在此种激素类杀虫剂泛滥的20年来，睾丸癌的发生率已经增长了50％。这个数据就意味着，由于某种尚未弄清的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精子数己下降了50％。
有的文献认为这些化学药品也影响了野生动物的再生能力。三位研究人员研究了《环境健康服务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I Health Services）中的数据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很多野生动物的数量处于危险的边缘。”大多数这类问题都是动物和人类的再生系统发生巨大的无法预知的变化的征兆，但现有的有关危险性评估的法律并没有考虑到杀虫剂的潜在有害影响，新政府建议进行这种检测。
这些化学药品的护卫者无疑会做出传统的回答：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并未显示出化学药品与疾病有直接联系，巧合不等于因果关系（虽然一些巧合要求做出谨慎的，而不是鲁莽的决定），而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并不总是绝对地、必然地等效于人体实验。这些回答令我们想起了卡逊当年所遭受到的来自于化学工业和大学科学家对其工作的回应。她预料到这种回答，在《寂静的春天》中她这样写道，“少吃一点半真半假的镇静药。我们迫切地需要给这些错误的断言和文过饰非画上句号。”
在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掌管内政部、安·戈萨奇（Ann Gorsuch）掌管环保署的时候，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毒害环境几乎被认为是强硬派经济实用主义的标志。在戈萨奇的环保署，例如综合病虫治理（IPM）、例如化学药品的替代，就确实地被宣布为异端。环保署禁止出版有关它的东西，综合病虫治理方法的证明书被宣布为非法。
克林顿-戈尔政府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决心扭转杀虫剂污染的历史潮流。政府采取了三项强硬性措施：更严格的标准、减少使用、大部分用生物制剂代替。
显而易见，合理使用杀虫剂不得不平衡危险与利益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因素，但我们也不得不把特殊利益的法码排除在标准。平衡之外，标准必须是明确的、严格的，检查必须彻底、真实。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孩子规定的对农药残余物的忍耐水平超过了他们应有水平的几百倍。怎样计算经济效益才能为之辩护呢？我们必须检查化学药品对孩子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成人。同时，我们不得不检验一定范围化学品的不同组合。我们必须检查，不仅为了减少恐惧，也为了减少我们不得不恐惧的东西。
如果农药不必需或在特定条件下不起作用，那么请不要冒昧使用。效益应该是真正的，不是可能的、暂时的或投机的。
总之，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生物制剂上，这也许是工业界和政治辩护士所敌视的。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提到了“真正的了不起的可以替代化学药品控制昆虫的替代品”。今天，这些替代品很广泛，尽管受到了大多的官员的冷眼和制造商的抵制。为什么我们不致力于推广无毒物呢？
最后，我们必须在杀虫剂生产和农业集团与公众健康团体之间建立一座文化互解的桥梁。两个团体中的人来自不同的环境，上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观点，只要他们充满怀疑和敌视，而不彼此正视，我们就会发现改变一个其产品和利润以污染为代价的体制是很艰难的。我们能够结束这种体制的有效方法是缩小文化界限，让农业附属机构鼓励替代化学药品。另一种方式是进行对话，让为我们提供食品和保护我们健康的两个集团彼此协商。
克林顿-戈尔政府的处理杀虫剂的政策有很多缔造者。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位妇女。她1952年从政府机关中退休了，这样她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而不仅是在周末或晚上。但在精神上，蕾切尔·卡逊出席了本届政府的每一次环境会议。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们毕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前行。
1992年，一个杰出美国人的组织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50年来最具有影响的书。这些年来，贯穿着所有政治争论，这本书一直是对自我满足情绪的理性批评。它告戒我们，关注环境不仅是工业界和政府的事情，也是民众的分内之事。把我们的民主放在保护地球一边。渐渐地，甚至当政府不管的时候，消费者也会反对环境污染。降低食品中的农药量目前正成为一种销售方式，正像它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命令一样。政府必须行动起来，人民也要当机立断。我坚信，人民群众将不会再允许政府无所作为，或者做错事。
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她将我们带回如下在现代文明中丧失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本书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使我们时代可加辩论的最重要的事情显现出来。在《寂静的春天》的最后几页，卡逊用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著名诗句为我们描述了“很少有人走过的道路”。一些人已经上路，但很少人像卡逊那样将世界领上这条路。她的作为、她揭示的真理、她唤醒的科学和研究，不仅是对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有力论争，也是对个体所能做出的不凡之举的有力证明。
目录
前言
一 明天的寓言
二 忍耐的义务
三 死神的特效药
四 地表水和地下海
五 土壤的王国
六 地球的绿色斗篷
七 不必要的大破坏
八 再也没有鸟儿歌唱
九 死亡的河流
十 自天而降的灾难
十一 超过了波尔基业家族的梦想
十二 人类的代价
十三 通过一扇狭小的窗户
十四 每四个中有一个
十五 大自然在反抗
十六 崩溃声隆隆
十七 另外的道路
一 明天的寓言
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这个城镇座落在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中央，其周围是庄稼地，小山下果园成林。春天，繁花象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静悄悄地穿过了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
沿着小路生长的月桂树、荚蒾和赤杨树、以及巨大的羊齿植物和野花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即使在冬天，道路两旁也是美丽的地方，那儿有无数小鸟飞来，在出露于雪层之上的浆果和干草的穗头上啄食。郊外事实上正以其鸟类的丰富多彩而驰名，当迁徙的候鸟在整个春天和秋天蜂涌而至的时候，人们都长途跋涉地来这里观看它们。另有些人来小溪边捕鱼，这些洁净又清凉的小溪从山中流出，形成了绿荫掩映的生活着鳟鱼的池塘。野外一直是这个样子，直到许多年前的有一天，第一批居民来到这儿建房舍、挖井筑仓，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从那时起，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农夫们述说着他们家庭的多病。城里的医生也愈来愈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病感到困惑莫解。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出现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这些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了，并在几小时内死去。
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比如说，鸟儿都到哪儿去了呢？许多人谈论着它们，感到迷惑和不安。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战慄得很厉害，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鶇鸟、鸽子、樫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营田野、树林和沼地。
农场里堕的母鸡在孵窝，但却没有小鸡破壳而出。农夫们抱怨着他们无法再养猪了——新生的猪仔很小，小猪病后也只能活几天。苹果树花要开了，但在花丛中没有蜜蜂嗡嗡飞来，所以苹果花没有得到授粉，也不会有果实。
曾经一度是多么引人的小路两旁，现在排列着仿佛火灾劫后的、焦黄的、枯萎的植物。被生命抛弃了的这些地方也是寂静一片。甚至小溪也失去了生命；钓鱼的人不再来访问它，因为所有的鱼已死亡。
在屋沿下的雨水管中，在房顶的瓦片之间，一种白色的粉粒还在露出稍许斑痕。在几星期之前，这些白色粉粒象雪花一样降落到屋顶、草坪、田地和小河上。
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已使自已受害。
上述的这个城镇是虚设的，但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容易地找到上千个这种城镇的翻版。我知道并没有一个村庄经受过如我所描述的全部灾祸；但其中每一种灾难实际上已在某些地方发生，并且确实有许多村庄己经蒙受了大量的不幸。在人们的忽视中，一个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可能会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
是什么东西使得美国无以数计的城镇的春天之音沉寂下来了呢？这本书试探着给予解答。
十二 人类的代价
化学药物的生产起始于工业革命时代，这个生产高潮现在已在我们的环境中涌起，随之，一个激烈的变化已作为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而出现。在这种公共健康问题出现之前，仅仅在昨天，人类还生活在对天花、霍乱和鼠疫等天灾的担惊受怕之中，这些天灾曾经一度横扫了各民族。现在我们主要关心的已不再是那些曾一度在全世界引起疾病的生物；卫生保健、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新式药物已经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传染性疾病。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是一种潜伏在我们环境中的完全不同类型的灾害——这一灾害是在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发展起来之后由我们自己引入人类世界的。
环境健康的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各种形式的辐射，二是由于化学药物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杀虫剂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这些化学药物正向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蔓延开来，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单个或联合地毒害着我们。这些化学药物的出现给我们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这一阴影并非吉祥，因为它是无定形的和朦胧的；这一阴影令人担忧，因为简直不可能去预测人的整个一生接触这些人类未曾经验过的化学和物理作用物的后果。
美国公共健康服务处的大卫·普莱士博士说：“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部经常提心吊胆怕某些原因可能恶化我们的环境，从而使人类变成一种被淘汰的生物而与恐龙为伍。”
有人认为我们的命运也许在明显危害症状出现之前的二十年或更早一些时间中就已经被决定了。这一个看法使有前面那些想法的人变得更为不安。
杀虫剂与环境疾病分布的相关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已经看到它们现已污染了土壤、水和食物，它们具有使得河中无鱼、林中无鸟的能力。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他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现在这一污染已彻底地遍布于我们整个世界，难道人类能够逃脱污染吗？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与这些化学药物单独接触，只要摄入的总剂量达到一定限度，他就会急性中毒的。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农民、喷药人、航空员和其他接触一定量的杀虫剂的人员的突然发病或死亡是令人痛心的，更是不应该发生的。无形污染我们世界的农药，被人少量吞食后所造成的危害是有潜伏期的，因此为全体居民着想，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倍加重视，研究解决。
负责公共健康的官员们已指出：化学药物对生物的影响是可以长期积累的，并且对一个人的危害取决于他一生所获得的摄入总剂量。正因如此，这种危险很容易被人忽视。
人们一惯轻视那些看来可能给我们未来带来危害的事物。一位聪明的医生莱因·达宝斯博士说：“人们平常只对症状明显的疾病极为重视。正因如此，人类一些最坏的敌人就会从从容容地乘隙而入。”
这一问题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正如同对密执安州的知更鸟或对米拉米琪的鲑鱼一样，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生态学问题。我们毒杀了一条河流上的可厌的飞虫，于是鲑鱼就逐渐衰弱和死亡。我们毒死了湖中的蚊蚋，于是这些毒物就在食物链中由一环进入另一环，湖滨的鸟儿们很快就变成了毒物的牺牲品。我们向榆树喷了药，于是在随后而来临的那个春天里就再也听不到知更鸟的歌声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直接向知更鸟喷了药，而是因为这种毒物通过我们现在已熟知的榆树叶——蚯蚬——知更鸟一步步地得以转移。上述这些事故是记录在案的、可以观察到的，它们是我们周围可见世界的一部分。它们反映出了生命或死亡的联系之网，科学家们把它们作为生态学来研究。
不过，在我们身体内部也存在着一个生态学的世界。在这一可见的世界中，一些细微的病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然而，平常似乎不易看出这种后果与那些病原之间的联系，因为病原出现在身体的部位离最初出现损伤的地方很远。有关当前医学研究动态的一个近期总结说：“在一个小部位上的变化，甚至在一个分子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整个系统，并在那些看来似乎无关的器官和组织中引起变化。”对一个关心人类身体神秘而又奇妙功能的人来说，他会发觉原因和后果之间很少能够简单、容易地表现出联系来。它们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部完全脱节。为了发现发病与死亡的原因，要依靠将许多看来似乎孤立的、相互无关的事实耐心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事实是通过在广阔的、相互无关的许多领域中进行非常大量的研究工作而取得的。
我们习惯于找寻那些明显的、直接的影响，而不研究其它方面。除非这一影响以一种无法否认的明显形式急骤地出现，否则我们总要否认危害的存在。由于没有适当的方法去发现危害的起源，因而，甚至连研究人员也受罪。缺少充分精密的方法去在症状出现之前发现危害，这是医学中尚未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有人会反驳说：“不过，我已经多次将狄氏剂喷撒到草地上，而我从来没有象世界卫生组织的喷药人那样发生过惊厥，所以狄氏剂对我没有伤害。”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一个处理这类药物的人，毫无疑问地会使毒物在他身体内积累起来，虽然并没有发生突然的和引人注目的症状。正如我们所知，氯化烃在人体的贮存是通过极小的摄入量而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些毒性物质进入到身体的所有含脂肪的组织中。只要脂肪在人体中积存起来，毒物就会很快进驻。一个新西兰的医学杂志最近提供了一个例子：一个正在接受肥胖症治疗的人突然出现中毒症状；通过检查，发现他的脂肪中含有积累的狄氏剂，而这些狄氏剂在他减轻重量的过程中已发生了代谢转化。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发生在由于疾病而失重的人身上。
另一方面，毒物积累的影响也可能是不明显的。几年之前，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对能够贮存在脂肪组织中的杀虫剂的危害发出强烈警告。这个杂志指出那些在组织中有积累性的药品和化学物质比起那些不具有积累倾向的物质更加需要小心对待。我们被警告说，脂肪组织不仅仅是一个贮存脂肪的地方(脂肪白身体重量约18%)，而且还有许多重要的功能，积累的毒物可能干扰了这些功能；况且，脂肪非常广泛地分布在全身的器官和组织中，甚至是细胞膜的组成部分。因而，记住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脂溶性杀虫剂可以贮存到个体细胞中，它们在那儿能够扰乱氧化和能量产生的极为活跃的和人体必需的功能。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下一章再谈。
关于氯化烃杀虫剂最值得注意的事实之一是它们对肝脏的影响。在人体所有器官中，肝脏是最不寻常的。从它的功能的广泛性和必不可少性来看，肝脏的作用是无可匹比的。肝脏控制着许多要害的机体活动，因此即使它稍受危害也极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它不仅产生胆汁去消化脂肪，而且它具有重要的位置和特殊的循环渠道，这些渠道都聚集到肝脏中来，这样，肝就能够直接得到来自消化道的血液，它由此而深刻地参与了所有主要食物的新陈代谢。它以胆糖的形式来贮存糖份，而以葡萄糖的形式释放出严格定量的糖份，以此保持血糖的正常水平。它制造了身体中的蛋白质，其中包括一些十分重要的、与血液凝结有关的血浆组分。肝脏在血浆中保存着胆甾醇的固有水乎，当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超过正常水平时，肝脏就会起钝化激素的作用。肝脏是许多维生素的贮存地，反过来一些维生素也有助于肝脏保持自己的正常功能。
如果缺少一个正常起作用的肝脏，那么人体就会被解除武装——无法防御不断侵人身体的各种各样毒物，其中一些毒物是正常新陈代谢的副产品，肝脏能够迅速、有效地去掉这些毒物中的氮元素，从而使这些毒物转为无毒。但是那些外来的异常毒物也可能被肝脏解毒。“无害的”杀虫剂马拉硫磷和甲氧基氯的毒性小于它们的亲族，这仅仅是因为肝脏酶可以处理它们，通过这一处理，它们的分子结构发生了改变，因而它们致毒能力也被削弱了。用同样的方式，肝脏处理了我们所摄入的大部分有毒物质。
我们的抵抗外来毒物和本体毒物的这一防线现在已被削弱，并且正在瓦解之中。一个受到杀虫剂危害的肝脏不仅再不能保护我们免受毒害，而且它的整个多方面的作用都可能被损害。这一后果不仅影响深远，而且由于这种后果变化多端和它们不会立即显示出来，使人们很难看出引起这些后果的真正原因。
由于现在几乎遍地使用导致肝脏中毒的杀虫剂，去观察肝炎的急骤上升是很有趣的。肝炎的上升开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并一直持续地波浪式上升。据说肝硬化也在增加。虽然证明原因甲产生结果乙是件明显困难的事——在人类中证明这件事比在实验动物中证明更困难，但一般简单地认为肝脏疾病增长率与肝脏毒物在环境中的增长之间是不直接相关。究竟氯化烃是不是主要原因，在当前我们接触这些毒剂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看来是很难弄清楚的。因为这些毒剂已被证明具有毒害肝脏的能力，据推测还能减低肝脏对疾病的抵抗力。
氯化烃和有机磷酸盐，这两种主要的杀虫剂都直接影响神经系统，虽然作用方式有所区别，这一点已经通过大量的动物实验和对人类的观察搞清楚了。DDT作为首先广泛使用的一种新型有机杀虫剂，它的作用主要是影响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小脑和高级运动神经外鞘被认为是主要受影响的区域。根据一本标淮的毒物学教科书记载，诸如刺痛感、发热、搔痒，还有发抖，甚至惊厥等感觉都可能由于接触了足够量的DDT而出现。
我们对DDT引起的急性中毒症状的第一次认识是由几位英国研究者所提供的，他们为了解DDT的作用后果，有意地让自己暴露于DDT中。两个英国皇家海军生理实验室的科学家通过与覆盖着水溶性涂料墙壁的直接接触让皮肤吸收DDT，这些涂料含有2%的DDT。这些DDT是附在一层薄薄的油膜中涂上去的。DDT对神经系统的直接影响在他们关于他们症状的口头叙述中是很清楚的：“困倦、疲劳和四肢疼痛是很真实的事情，精神状态也极为困恼……易受刺激，讨厌任何工作，当遇到最简单的思考课题时，感到脑子不够用，这些痛苦交织在一起常常是相当巨大的。”
另外一位曾在自己皮肤上涂抹DDT丙酮溶液的英国实验者报告说，他感到四肢沉重和疼痛，肌肉无力，而且有“明显的神经性紧张痉挛”。他休息了一个假期，身体有所好转；但当他回到工作岗位后，他的状况又恶化了。而后，他在床上病倒了三星期并受到持久的四肢疼痛、失眠、神经紧张和极度忧虑感觉的折磨。当战慄动摇他全身的时候，这种战慄使表现出的全部症状看来与鸟类受DDT中毒的景象十分相似。这位实验者10周未能工作，在一年年底，当他的病例被在一个英国医学杂志上报道出来时，他还未完全复原。(除了这一证据，一些在自愿者身上进行DDT实验的美国研究者不得不应付受实验者们关于头痛和“明显的属于神经起因”的“每处骨头都疼”的诉苦。)
现在接受实验者们有许多病例记录，在这些记录中，病情的症状和整个发病过程都指示出杀虫剂是发病原因。这些典型的患者都曾经在某种杀虫剂中暴露过，在采取了将所有的杀虫剂从环境中消除掉等处理措施之后，病状就会消失。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只要再和这些罪恶的化学物质相接触，病情又会复发。作为对一种疾病进行医学治疗的根据，这种证据已足够了。这种证据完全能起到警告作用，使我们认识到明明知道有危险而偏要冒着危险去把环境浸透于杀虫剂之中，我们的冒险行动是愚蠢的。
为什么所有处理和使用杀虫剂的人没有表现出一种相同的症状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个体敏感性问题。有一些证据表明，妇女比男人更敏感，年轻人比成年人更敏感，那些经常在室内坐着不动的人比那些过着露天劳动或艰难生活的人更为敏感。除这些差别之外，还有一些客观存在的差别，尽管它们是没有规律的。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人对于尘或花粉呈变态反应，或者对某一种毒物敏感，或者对某一种传染病容易感染，其答案是一个医学上至今还没有解决的奥秘。然而这一问题客观存在着，并影响着大量的人群。一个医生估计，他们病人中的1/3或更多的人表现出一些过敏症状，并且这种人的数量还正在增长着。不幸的是，过敏性在人体中可以突然地、急促地使抗过敏性发展起来。事实上，一些医学人员相信，断续地暴露于化学药物中可以产生正是这样的敏感性。如果这是真实的，加么它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遭受职业性持续暴露的人身上进行的一些研究几乎没有发现什么中毒的迹象。由于持续的与这些化学药物接触，这些人们产生了抗过敏性，这正如一个变态反应学者通过给病人反复地用小剂量注射致敏药物，而使他的病人产生抗过敏性一样。
人与在严格控制下生长的实验动物不一样，人从来不会一直只暴露在一种化学药物之中，这个现实情况使研究杀虫剂致毒的全部问题变得极为麻烦，难以解决。在几种主要的杀虫剂之间，在杀虫剂和其他化学物质之间，存在着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相互作用。另外，当杀虫剂进入土壤、水或人体血液之后，这些化学物质不会保持孤立状态；它们在那儿发生了神秘的、不可见的变化，借助于这些变化，一种杀虫剂可以改变另一种杀虫剂的危害能力。
甚至在两种主要的杀虫剂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而通常人们认为它们都是在完全独立地起作用的。如果人体事先曾暴露于伤害肝脏的氯化烃的话，对神经保护酶——胆碱酯酶起作用的有机磷类毒物的能力可能变得更强大。这是因为当肝功能被破坏以后，胆碱酯酶的水平降低到正常值以下；那时，这一外加的受抑制的有机磷作用将可能强大到足以促使严重症状出现。而且如我们所知，成对的有机磷彼此间的相互作用甚至可以使它们的毒性增长百倍。或者，有机磷可以与各种医药、人工合成物质、食物添加剂相互作用——对当前提供给我们世界的无穷无尽的人造物质，谁还能再说什么呢？一种推测具有无毒性质的化学物质的作用可以在另一种化学物质的作用下而急骤发生变化；一个最好的例子是DDT的一个被称为甲基氯氧化物的近亲，(实际上，甲基氯氧化物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没有毒性，最近对实验动物的研究证明它对子宫有直接作用，并对一些很有用的粘液性激素有阻碍作用——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些化学物质具有极大的生物学影响。其他研究工作表明，甲基氯氧化物对肾脏有致毒能力。)由于当单独摄入甲基氯氧化物时，它不会大量蓄积于体内，所以我们说甲基氯氧化物是一种安全的化学物质。不过？这样说未必符合实际。如果肝脏已被其它原因损害，甲基氯氧化物就会蓄积在人体内高达其正常含量的100倍，那时它将与DDT的作用一样对神经系统具有长期持续的影响。然而，引起这一肝脏损害的后果可能很轻微，因此很容易被人忽视。它也可以是一个平常情况的结果——使用另一种杀虫剂，使用一种含四氯化碳的洗涤液，或服用一种被称之为镇静药的东西，这些东西大部分(不是全部)是氯化烃类，并且具有损伤肝脏的能力。
对神经系统损害并不只局限于急性中毒作用；它也可以受到暴露后的后遗影响。与甲基氯氧化物和其他化学物质有关的对大脑和神经的长期后遗损害已经有过报道。狄氏剂除了它的急性作用结果外，还有长期的后遗影响，诸如“健忘、失眠、作恶梦、直至颠狂。”根据医学发现，六氯联苯大量地积蓄在大脑和重要的肝组织中，而且可以诱发“对神经系统的神秘的长期后遗作用”。甚而，六氯苯这种化学物质大量地被用于汽化器，这种设备能源源不断地将挥发性杀虫剂的蒸汽倾入家舍、办公室和饭店。
通常认为只具有急性的、较激烈表现的有机磷，也具有对神经组织产生后遗性物理损害的能力，而且与近代发现相符，它可以引起神经错乱。各种各样后遗的麻痹症随着这种或那种杀虫剂的使用而出现了。约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禁酒时代里，在美国发生的一件奇事已经预兆着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件奇事的发生不是由于杀虫剂，而是由于一种在化学上属于与有机磷杀虫剂同类的物质。在那期间，一些医用物质被当作酒的代用品，以避开禁酒法律。这些物质之一是牙买加薑。由于“药用酒精之类”产品昂贵，于是分装商想出一主意用牙买加薑作为代用品。他们干得如此巧妙，以致于他们的假货通过了一定的化学检验，并且骗过了政府的化学家。为了给他们的不法薑水增加必要的强烈气味，他们又加入了一种叫作三原甲苯基磷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如同马拉硫磷及其同类一样，能破坏保护性的胆碱酯酶。饮用这种分装商的产品的后果是大约一万五千人因腿肌肉麻痹而成了持久性的跛子，现在称这种病状为“薑瘫”。随着这种麻痹症还出现两种症状，神经鞘的损伤和脊骨索状组织的原有触角的细胞变性。
大约20年之后，其他各种各样的有机磷作为杀虫剂付诸使用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快就出现了使人回想起“薑瘫”这个历史插曲的新病例。一个病例是个德国温室工人，他在使用马拉硫磷之后不时出现中毒症状，在他经历了这些温和的中毒症状儿个月之后，便出现了麻痹症。然后，有一群来自三个化学工厂的工人由于暴露于有机磷类的其他杀虫剂而出现了严重中毒。他们经过治疗得到了恢复，不过十天以后其中二人出现了腿部肌肉萎缩。这个症状在其中一个人身上持续了10个月；而另一个年青女化学家遭遇更惨，她不仅两腿瘫痪，而且也影响到手和臂。两年之后，当她的病例被报道在一个医学杂志上时，她仍不能工作。
应对这些病例负责任的那些杀虫剂已从市场上取消了，不过目前还在使用着的一些杀虫剂可能具有同样的伤害能力。为花园工人喜爱的马拉硫磷在小鸡的实验中已导致严重的肌萎缩。这个症状(正如“薑瘫“一样)是由坐骨神经鞘和脊骨神经鞘损伤所引起的。
由于有机磷酸盐中毒所造成的这些后果，如果它们没有引起死亡的话，它们也会是进一步恶化的一个前奏。由这些侵害神经系统的严重危害来看，这些杀虫剂最终必然会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最近，麦尔保大学和在麦尔保亨利王子医院的研究人员已发现了这种联系，他们报道了16个精神病例。所有这些病例都有着长期暴露于有机磷杀虫剂的病史。其中三名是核查喷药效果的科学家；大名在温室工作过；五名是农场工人。他们的症状变化包括从记忆衰退到早发痴呆和郁闷反应。在这些人长期使用的农药象飞旋镖一样最后又打到了他们自己身体上，而在击倒他们之前，他们都有正常的体检记录。
据我们所知，与此类似的情况在各种医药文献中报道得很多，有的与氯化烃有关，有的与有机磷有关。错乱、幻觉、健忘、狂躁——这就是为了暂时的消灭一些昆虫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只要我们坚持使用那些直接摧残我们神经系统的化学药物，我们就将继续被迫付出这一代价。
十七 另外的道路
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但是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更与人们所熟悉的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诗歌中的道路迥然不同。我们长期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边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
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做出选择。如果在经历了长期忍受之后我们终于已坚信我们有“知道的权利”，如果我们由于认识提高而已断定我们正被要求去从事一个愚蠢而又吓人的冒险，那么有人叫我们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填满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永远不再听取这些人的劝告；我们应当环顾四周，并且发现还有什么道路可使我们通行。
确实，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在这些办法中，一些已经付诸应用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另外一些正处于实验室试验的阶段，此外还有一些只不过作为一个设想存在于富于想象力的科学家的头脑之中，在等待时机投入试验。所有这些办法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生物学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对昆虫进行控制是基于对话的有机体及其所依赖的整个生命世界结构的理解。在生物学广袤的领域中各种有代表性的专家——昆虫学家、病理学家、遗传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生态学家——都正在将他们的知识和他们创造性灵感贡献给一个新兴科学——生物控制。
生物学家约翰.霍普金斯说：“任何一门科学都好象是一条河流。它有着朦胧的、默默无闻的开端；有时在平静地流淌，有时湍流急奔；它既有涸竭的时候，也有涨水的时候。借助于许多研究者的辛勤劳动，或是当其他思想的溪流给它带来补给时，它就获得了前进的势头，它被逐渐发展起来的概念和归纳不断加深和加宽”。
从生物控制科学的现代情况来看，它的发展正与约翰·霍普金斯的说法相符合。在美国，生物控制学于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朦胧中开始了，那时是为了首次尝试去控制已判明成为农民烦恼的天然有害昆虫，这种努力过去有时进展缓慢，或者完全停顿下来；但它不时地在突出成就的推动之下得到加速和前进的势头。当从事应用昆虫学工作的人们被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新式杀虫剂的洋洋大观搞得眼花缭乱时，他们就丢弃了一切生物学方法，并把自己的双脚放在了“化学控制的踏车”上；这时候，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就处于干涸的时期，于是，为争取使世界免受昆虫之害的目标就渐渐远去了。现在，当由于不经心和随心所欲地使用化学药物已给我们自己造成了比对昆虫更大的威胁时，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由于得到新思想源泉的接济才又重新流淌起来。
一些最使人着迷的新方法是这样一些方法，它们力求将一种昆虫的力量转用来与昆虫自己作对，——利用昆虫生命力的趋向去消灭它自己。这些成就中最令人赞叹的是那种“雄性绝育”技术，这种技术是由美国农业部昆虫研究所的负责人爱德华·克尼普林博士及其合作者们发展出来的。
约在二十五年以前，克尼普林博士由于提出了一种控制昆虫的独特方法而使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他提出一个理论：如果有可能使很大数量的昆虫不育，并把它们释放出去，使这些不育的雄性昆虫在特定情况下去与正常的野生雄性昆虫竞争取胜，那么，通过反复地释放不育雄虫，就可能产生无法孵出的卵，于是这个种群就绝灭了。
对这个建议，官僚主义无动于衷，科学家们怀疑，但克尼普林博士坚持着这一想法。在将此想法付诸试验之前，有待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需要发现一种使昆虫不育的实际可行的办法。从理论上讲，昆虫由于X射线照射而可能不育的事实从1916年就已为人知了，当时一位名叫G·A、兰厄的昆虫学家曾报道了有关烟草甲虫的这种不育现象。二十年代末，荷曼·穆勒在X射线引起昆虫突变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到了本世纪中叶，许多研究人员都报道了至少有十几种昆虫在X射线或伽玛射线作用下出现不育现象。
不过，这些都是室内实验，离实际应用还距离遥远。约在1950年，克尼普林博士开始作出极大努力将昆虫的不育性变成一种武器来消灭美国南部家畜的主要害虫——螺丝蝇。这种蝇是将卵产在所有流血受伤动物的外露伤口上的。孵出的幼虫是一种寄生虫，靠宿主的肉体为食。一头成熟的小公牛可以因严重感染，10天内死去，在美国因此而损失的牲畜估计每年达4000万美元。估计野生动物的损失是困难的，不过它肯定也是极大的。得克萨斯州某些区域鹿的稀少就是归因于这种螺丝蝇。这是一种热带或亚热带昆虫，栖息于南美、中美和墨西哥，在美国它们通常局限在西南部。然而，约在1933年，它们意外地进入了佛罗里达州，那儿的气候允许它们活过冬天和建立种群。它们甚而推进到阿拉巴马州南部和佐治亚州，于是东南部各州的家畜业很快就受到每年高达2000万美元的损失。
有关螺丝蝇的生物学的大量情报资料已在那几年中被得克萨斯州农业部的科学家们收集起来了。1954年，在佛罗里达岛上进行了一些预备性现场实验之后，克尼普林博士准备去进行更大范围的试验以验证他的理论。为此，与荷兰政府达成协议，克尼普林到了加勒比海中的一个与大陆至少相隔50海里之遥的库拉索岛上。
1954年8月开始实验，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农业部实验室中进行培养和经过不育处理的螺丝蝇被空运到席拉索岛，并在那儿以每星期400平方英里的速度由飞机撒放出去。产在实验公羊身上的卵群数量几乎是马上就开始减少了，就象它们增多时一样快。仅仅在这种撒虫行动开始之后的七个星期内，所有产下的卵都变成不育性的了。很快就再也找不到不管是不育的或正常的卵群了。螺丝蝇确实已从库拉索岛上被根除了。
这个库拉索岛美名远扬的成功试验激发了佛罗里达州牲畜养育者们的愿望，他们也想利用这种技术来使他们免受螺丝蝇的灾害。虽然在佛罗里达州困难相对比较大——其面积为小小的库拉索岛的300倍；1957年，美国农业部和佛罗里达州联合为扑灭螺丝蝇的行动提供了基金。这个计划包括着在一个专门建造的“苍蝇工厂”中每周生产大约5000万个螺丝蝇，包括着利用二十架轻型飞机按预定的航线飞行，每天飞五到六个小时，每架飞机带1000个纸盒，每个纸盒里盛放200到400个用X光照射过的螺丝蝇。
1957－1958年间的冬天很冷，严寒笼罩着佛罗里达州北部，这对开始此项计划是个意想不到的良机，因为此时螺丝蝇的种群减少了，并且局限在一个小区域中。当时曾考虑需用17个月时间来完成此项计划，要用人工养育35亿只螺丝蝇，将不能生育的飞蝇要撒遍佛罗里达州及佐治亚和阿拉巴马地区。由螺丝蝇引起的动物伤口传染最后一次可能是发生在1959年1月。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中，螺丝蝇中了圈套。其后，再没有发现螺丝蝇的踪迹。消灭螺丝蝇的任务已在美国东南部完成了——这是科学创造力价值的光辉明证，另外还靠着严密的基础研究、毅力和决心。
现在，在密西西比设立的一个隔离屏障正在努力阻止螺丝蝇从西南部卷上重来；在西南部，螺丝蝇已被牢固地圈禁起来了。在那儿，扑灭螺丝蝇的计划将会是十分艰难的，因为那儿面积辽阔，并且又有从墨西哥重新侵入的可能性。虽然情况如此，但事关重大，并且看来农业部的想法是为了至少将螺丝蝇的数量保持在一个足够低的水乎上，打算很快在得克萨斯州和西南部螺丝蝇猖獗的其他地区试行某些计划。
征讨螺丝蝇的辉煌胜利激发起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其他昆虫的巨大兴趣。当然，并非所有昆虫都是这种技术的合适对象，这种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昆虫生活史的详情细节、种群密度和对放射性的反应。
英国人已进行了试验，希望这种方法能用于消灭罗得西亚的萃萃蝇。这种昆虫蔓延了非洲三分之一的土地，给人类健康带来威胁，并妨碍了在450万平方英里树木茂密的草地上牲畜的饲养。萃萃蝇的习性很不同于那些螺丝蝇，虽然萃萃蝇能在放射性作用下变得不能生育、但要应用这种方法还要首先解决一些技术性困难。
英国人已就大量的各种昆虫对放射性的感受性进行了试验。美国科学家已在夏威夷的室内试验并在遥远的罗塔岛野外试验中对西瓜蝇和东方及地中海果蝇作出了一些令人欢欣鼓舞的初步成果。对谷物穿孔虫和甘蔗穿孔虫也都进行了试验。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具有医学重要性的昆虫也可能通过不育作用而得到控制。一位智利科学家己经指出，传播疟疾的蚊子逃过了杀虫剂的处理仍在他的国家存在着，这时只有撒放不育的雄蚁才能提供消灭这种蚊子的毁灭性打击。
用放射性实现不育的明显困难已迫使人们去研究一种能达到同样结果的其他较容易的方法，现在已出现了一个对化学不育剂感兴趣的高潮。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德的农业部实验室里工作的科学家现在正采用将化学药物混入食物的方法，在实验室和一些野外实验中使家蝇不育。1961年在佛罗里达的吉斯岛的试验中，家蝇的群体仅仅只用了五周时间就被消灭了。虽然从邻近岛屿飞来的家蝇后来又在本地再次繁殖起来，但作为一个先导性的试验，这个试验还是成功的。农业部对这种方法的前景的激动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一个地方，家蝇现在实际上已变得不受杀虫剂控制了。毫无疑问需要一种控制昆虫的全新方法。用放射性来制造不育昆虫的问题之一是，这不仅需要人工培养昆虫，而且必须要撒放比野外昆虫数量更多的不育雄虫才行。这一点对螺丝蝇可以做到，因为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数量很庞大的昆虫。然而，对象蝇来说，放出比原有家蝇数量的两倍还要多的蝇子可能会遭到激烈反对，虽然这一家蝇数量的增多仅仅是暂时性的。与之相反，一种化学不育剂可以与昆虫饵料混合在一起，再被引进到家蝇的自然环境中去；吃了这种药的昆虫就会变得不能生育，最后、这种不育的家蝇战了优势，这种昆虫将通过产卵而不再存在。
做化学物质不育效果的实验要比做化学毒性的实验困难得多。要评价一种化学物质得用30天——虽然可以同时进行许多实验。在1958年4月和1961年12月之间，在奥兰德实验室对几百种化学物质的可能的不育效果进行了筛选。看来农业部很高兴地在这中间已发现了少量有苗头的化学物质。
现在，农业部的其他实验室也正在继续研究这一问题，进行化学物质消灭马房苍蝇、蚊子、棉子象鼻虫和各种果蝇的试验。所有这些目前都还处于实验阶段，不过在自从开始研究化学不育剂以来的短短几年中，这一工作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在理论上，它具有许多吸引人的特性。克尼普林博士指出，有效的化学昆虫不育剂“可能会很轻易地凌驾于最好的现有杀虫剂之上”。请想象这一情况，一个有一百万只昆虫的群体每过一代就增加五倍。如果一种杀虫剂可以杀死每一代昆虫的90%，那么第三代以后还留有125，000个昆虫。与之相比，一种引起90多昆虫不育的化学物质在第三代只可能留下125个昆虫。
这个方法也有一个不利的方面，化学不育剂中也包括了一些极为烈性的化学物质。但幸好，至少在这些早期阶段中，大部分研究化学不育剂的人看来都很留心于去发现安全的药物和安全的使用方法。虽然如此，但是到处都听到有人要求从空中喷撒这些导致不育的化学药物，——例如，要求给被吉卜赛蛾幼虫嚼咬的叶子去喷上一层这样的药。在没有对这种做法的危险后果预先进行透彻研究就试图去干这样的事那是极不负责任的。如果在我们的头脑中不时时记着化学不育剂的潜在危害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与烦恼要比现在杀虫剂所造成的更大更多。
目前正进行试验的不育剂一般可分为两类；这两类在其作用方式方面都是极为有趣的。第一类密切与细胞的生活过程或新陈代谢有关，即它们的性质与细胞或组织所需要的物质是极其相似的，以致有机体“错认”它们为真的代谢物，并在自己的正常生长过程中努力去结合它们。不过，这种相似性在一些细节上就不对头了，于是使细胞过程就停顿了。这种化学物质被称为抗代谢物。
第二类包括那些作用于染色体的化学物质，它们可能对基因化学物质起作用并引起染色体的分裂。这一类化学不育剂是烃化剂，它是极为厉害的化学物质，能够导致细胞强烈破坏，危害染色体，并造成突变。伦敦的彻斯特·彼蒂研究所的皮特·亚历山大博士的观点是，“任何对昆虫不育产生效力的烃化剂也会是一种致变物或致癌物。”亚历山大博士感到象这样的化学物质在昆虫控制方面的任何应用都将是“极可非议”的。于是，人们希望现在的这些实验将不是为了直接将这些特殊的化学药物付诸实用，而是由此引导出其他一些发现，这些发现将是安全的，同时在它作用的昆虫靶子上具有高度的专一性。
在当前研究中还有一些很有意义的路子，即利用昆虫本身的生活特征来创造消灭昆虫的武器。昆虫自己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毒液、引诱剂和驱斥剂。这些分泌物的化学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能否将它们作为有选择性的杀虫剂来使用呢？考涅尔大学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们正在试图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正在研究许多昆虫保护自己免遭捕食动物袭击所凭借的防护机制，并正在努力解决昆虫分泌物的化学结构。另有一些科学家正在从事被称为“青春激素”的研究，这是一种很有效力的物质，它能阻止昆虫幼虫在生长到一定阶段之前发生突变。
也许，在开拓昆虫分泌物领域中最立即有用的结果是发明了引诱剂，或叫吸引剂。在这儿，大自然又一次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吉卜赛蛾是一个特别引人入胜的例子。这类雌娥由于身体太重而飞不起来，她生活在地面上或近地面的地方，她只能在低矮的植物之间扑动翅膀或者爬上树干。相反，雄蛾则很善于飞翔，它可以在由雌蛾体内一种特殊腺体释放出的气味吸引之下从很远的距离之外飞来。昆虫学家们利用这一现象已很多年了，他们辛辛苦苦地从雌蛾体内提取了这种性引诱剂。当时它被用于在沿着昆虫分布地区边沿地带进行昆虫数量的调查时诱捕雄蛾。不过，这是一种花费极大的办法。且不管在东北各州大量公布的虫害蔓延情况如何，实际上，并没有足够多的吉卜赛蛾来供人们制取这种物质，于是还不得不从欧洲进口手工来来的雌蛹，有时每只蛹高达半美元的价钱。然而，在努力多年之后，农业部的化学家们最近成功地分离出了这种性引诱剂，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随着这一发现而来的是成功地从海狐油组分中制备出了一种十分相似的合成物质，这种物质不仅骗过了雄蛾，而且它和天然的性引诱剂具有差不多同样的引诱能力。在捕虫器中放置一毫克(1/1000克)这么一点点此种物质就足以成为一个有效的诱饵。
这一切远远超出了科学研究的意义，因为这种新的、经济的“吉卜赛蛾诱饵”不仅可能会应用在昆虫调查工作中，而且又可应用于昆虫控制工作。一些可能具有更强引诱能力的物质现在正在试验之中。在这种可能被叫做心理战实验的工作中，这种引诱剂是被做成微粒状物质，并用飞机散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迷惑雄蛾，从而改变它的正常行为，在这种具有引诱力的气味纷扰之下，雄蛾就本法找到能导向雌蛾的真正气味的踪迹。对昆虫这种袭击正在开展进一步的实验，其目的是欺骗雄蛾，让它去努力与一个假的雌蛾结成配偶。在实验室中，雄性吉卜赛蛾已经企图与木片的、虫形物的和其他小的、无生命的物体交配，只要这些物体适合于灌入吉卜赛蛾引诱剂就行。利用昆虫的求偶本能使其不能繁殖的办法实际上可用来减少被试验的种群的残留？谆是一个很有趣的可能性。
吉卜赛蛾饵药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昆虫性引诱剂，不过可能很快会有其他的出现。现在正在对一定数量的农业昆虫受人工仿制的引诱剂的影响情况进行研究。在海森蝇和烟草鹿角虫的研究中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
现在人们正在试着用引诱剂和毒物的混合物去治理一些种类的昆虫。政府科学家曾经发明了一种被称为甲基丁子香酚的引诱剂，并发现它对东方果蝇和西瓜蝇是所向无敌的。在日本南部450英里的波宁岛上的试验中，这种引诱剂被与一种毒物结合起来。将许多小片纤维板浸透这两种化学物质，然后由空中散布到整个岛群上去引诱和杀死那些雄性的飞蝇。这一“扑灭雄性”计划开始于1960年；一年之后，农业部估算有99%以上的飞蝇被消灭了。象在这儿应用的这一方法看来已压倒了杀虫剂的老调宣传而显示出了自己的优越性。在这种方法中所用的有机磷毒物只局限存在于纤维板块上，这种纤维板块是不可能被其它野生物吃进去的；况且它的残留物会很快消逝，因而不会对土壤和水造成潜在的污染。
不过，并不是昆虫世界中的全部通讯联系都是借助于产生吸引或排斥效果的气味来实现的。声音也可以成为报警或吸引的手段。由飞行中的蝙蝠所发出的连续不断的超声波(就象一个雷达系统一样地引导它穿过黑暗）可被某些蛾听到，从而使它们能够免于被捕捉。寄生蝇飞临的振翅声对锯齿蝇的幼虫是一个警告，使它们聚集起来进行自卫。另一方面，在树木上生长的昆虫所发出的声音能使它们的寄生生物发现它们；同样，对于雄蚊子来说，雌蚊子的振翅声就象海妖的歌声一样动听。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得昆虫具有这种对声音分辨和作出反应的能力？这一研究虽然还处于实验阶段，但已是很有趣的了，通过播放雌蚊飞行声音的录音而在引诱雄蚁方面得到了初步成功，雄蚊被引诱到了一个充电的电网上被杀死。在加拿大进行试验用突然爆发的超声波的驱赶效果来对付谷物穿孔虫和夜盗蛾。研究动物声音的两个权威，夏威夷大学的修伯特·弗令斯和马波尔·弗令斯教授相信，只要能发现一把适当的钥匙来打开现有的关于昆虫声音的产生与接收的大量知识宝库，就可以建立起用声音来影响昆虫行为的野外方法。他们两人因他们的发现而闻名于世，他们发现燕八哥在听到它们的一个同类的惊叫声的录音时，便惊慌地飞散了；也许在这一事实中存在一些可能应用于昆虫的重要道理。这种可能性对于熟悉工业的老手来说看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至少有一家主要的电子公司正准备为进行昆虫实验提供一个实验室。
声音也被作为一个直接有毁灭力的因素在进行试验。在一个实验池塘中，超声波将会杀死所有蚊子的幼虫；然而它也同样杀死了其他水生有机体。在另一个实验中，绿头大苍蝇、麦蠕虫和黄热病蚊子在几秒钟内可以被由空气产生的超声波杀死。所有这些实验都只是向着一个控制昆虫的全新概念迈进的第一步，电子学的奇迹有一天会使这些方法变成现实。
对付昆虫的新的生物控制方法并不只是与电子学、伽玛射线和其他人类发明智慧的产物有关的事情。这样的方法中有一些已是源远流长，这些方法的根据是认为昆虫象人一样是要害病的。象古时候的鼠疫对人一样，细菌的传染也能毁灭昆虫的种群；在病毒发作的时候，昆虫的群落就患病和死亡。在亚里斯多德时代以前，人们就知道在昆虫中也有疾病发生；蚕病曾出现在中世纪的诗文中；并且通过对蚕的这种昆虫疾病的研究使巴斯德第一次发现了传染性疾病原理。
昆虫不仅受到病毒和细菌的侵扰，而且也受到真菌、原生动物、极微的蠕虫和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生命世界中的小生物的侵害，这些微小生命全面地援助着人类，因为这些微生物不仅包括着致病的有机体，页且也包括有那些能使垃圾消除、使土壤肥沃、并参与象发酵和消化这样的无数生物学过程的有机体。为什么它们不能在控制昆虫方面助我们一臂之力呢？
第一个设想这样利用微生物的人是十九世纪的一个动物学家伊里.梅契尼柯夫。在十九世纪的后几十年和二十世纪前年期的整个期间内，关于微生物控制的想法在慢慢地形成。向一种昆虫的环境中引入一种疾病而使这种昆虫可以得到控制的第一个证据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当时在日本甲虫中发现并利用了牛奶病，牛奶病是一种属于杆菌类的孢子所引起的。正如我在第七章中已指出过的，在美国东部已在长期利用这一细菌控制的经典例子。
现在，人们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另一种细菌——萨林吉亚杆菌的试验上，这种细菌最初在1911年被发现于德国萨林吉亚省，在那儿人们发现它引起了粉娥幼虫的致命败血症。这种细菌的强烈杀伤作用是借助于中毒，而不是发病。在这种细菌的生长旺盛的枝芽中，随同孢子一同形成了一种对某些昆虫，特别对象娥一样的蝶类的幼虫具有很强毒性的蛋白质的特别晶体。幼虫吃了带有这种毒物和草叶之后，不久就发生麻痹，停止吃食，并很快死亡。从实用的目的来看，立即制止吃食当然是有利的，因为只要将病菌体施用在地里，庄稼的受害马上就停止了。含有萨林吉亚杆菌孢子的混合物现在正由英国一些公司使用各种商标名称被生产出来。在一些国家正在进行野外试验：在德国和法国用于对付白菜蝴蝶幼虫，在南斯拉夫对付秋天的织品蠕虫，在苏联对付帐篷毛虫。在巴拿马，试验开始于1961年，这种细菌杀虫剂可能会解决香蕉种植者所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在那儿，根穿孔虫是香蕉树的一大害虫，因为它破坏了香蕉树的根部，使香蕉树很容易被风吹倒。狄氏剂一直是有效地对付穿孔虫的唯一化学药物，不过现在它已引起了灾难的链锁反应。穿孔虫现在正在复兴。狄氏剂也消灭了一些重要的捕食性昆虫，并且因此引起了卷叶蛾的增多，这是一种很小的、身体坚硬的蛾，它的幼虫把香蕉表面嗑坏。人们有理由希望这种新的细菌杀虫剂将同时会把卷叶蛾和穿孔虫都消灭掉，而又不扰乱自然控制作用。
在加拿大和美国东部森林中，细菌杀虫剂可能是对诸如蓓蕾蠕虫和吉卜赛蛾等这类森林昆虫问题的一个重要解决办法。1960年，这两个国家都开始用商品化了的萨林吉亚杆菌制品进行野外试验。一些初步结果使人受到了鼓舞。例如，在渥蒙特，细菌控制的最终结果与用DDT所取得的结果是一样的好。现在，主要的技术问题是发明一种溶液，它能将细菌的孢子粘到常绿树的针叶上。对农作物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药粉也可使用；尤其在加利福尼亚，细菌杀虫剂已经被尝试着应用于各种各样的蔬菜上。
同时，另外一个也许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工作是围绕病毒开展的一些研究。在加利福尼亚的长着幼小紫花苜蓿的原野上，漫山遍野都正在喷撒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在消灭紫花苜蓿毛虫方面与任何杀虫剂一样地具有致死能力，这种物质是一种取自毛虫体内的病毒溶液，这些毛虫是曾经由于感染这种极毒的疾病而死亡的。只要有5只患病的毛虫就能为处理一英亩的紫花苜蓿提供足够用的病毒。在加拿大有些森林中，一种对松树锯齿蝇有效的病毒在昆虫控制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现已用来代替杀虫剂。
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们正在试验用原生动物来对付织品蠕虫和其他虫灾；在美国，一种寄生性的原生动物已被发现用来降低谷物穿孔虫的产卵能力。
有一些说法认为微生物杀虫剂可能会给其他形式生命带来危险的细菌战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化学药物相比，昆虫病菌除了对其要作用的对象外，对其他所有生物都是无害的。爱德华.斯登豪斯博士是一位杰出的昆虫病理学权威，他强调指出：“无论是在实验室中，还是在目然界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经过证实的能真正引起脊椎动物传染病的昆虫病菌方面的记录。”昆虫病菌具有如此的专一性，以致于它们只对一小部分昆虫，有时只对一种昆虫才有传染能力。正如斯登豪斯博士指出的，昆虫疾病在自然界的爆发，始终是被局限在昆虫之中，它既不影响宿主植物，也不影响吃了昆虫的动物。
昆虫有许多天敌——不仅有许多种类的微生物，而且还有其他昆虫。第一个控制昆虫的生物学办法，即一种昆虫可以借助于刺激其敌人的发展而得到控制，总的来说应归功于1800年的艾拉斯姆斯·达尔文。可能因为用一种昆虫治另一种昆虫，一般说来这是生物控制法的第一个经过实际用过的办法，所以人们可能广泛而又错误地认为它就是替代化学药物的唯一措施。
在美国，将生物控制作为常规方法开始于1888年，当时阿伯特·柯耶贝尔(他是现在正日益增多的昆虫学家开拓者队伍中的第一个成员)去澳大利亚寻找绒毛状叶枕介壳虫的天敌，这种介壳虫使加利福尼亚的柑橘业面临着毁灭的威胁。如我们在第十五章中已看到的，这项任务已获得壮丽的成功，在20世纪中，全世界在搜寻天敌以用于控制那些自己闯到我国海岸边的昆虫。总计约有100种重要的捕食性和寄生性昆虫被确定下来了。除了由柯耶贝尔带进的维多利亚甲虫外，其他的昆虫进口也都很成功。一种由日本进口的黄蜂已完全有把握地控制住了一种侵害东部苹果园的昆虫。带斑点的紫花苜蓿蚜虫的一些天敌是由中东意外进口的，加利福尼亚紫花苜蓿业得以拯救应归功于它们。就如同细腰黑蜂对日本甲虫的控制一样，吉卜赛蛾的捕食者和寄生者们也起到了很好的控制作用。对介壳虫和水蜡虫的生物学控制预计将为加利福尼亚州每年挽回几百万美元——确实，该州昆虫学家的领导人之一波尔·迪伯奇博士做了估计，加利福尼亚州在生物学控制工作中投资400万美元，而已得到了10，000万美元的回报。
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而成功地实现了对严重虫灾的生物学控制的例子已在遍布全世界大约40个国家中出现。这种控制方法比化学方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比较便宜，是永久性的，并且不会留下残毒。但生物学控制还一直缺乏支持。在建立正规的生物学控制计划方面，加利福尼亚在各州中间实际上是孤立无伴的，许多州甚至还没有一位昆虫学家致力于生物控制研究。也许，对于取得支持来说，用昆虫敌人来实行生物控制的工作始终还缺乏一种科学上的严密性——几乎还没有在生物控制中对被捕食的昆虫种类受影响情况进行严格研究，并且一直没有精确地进行散布天敌的工作，而这种精确性可能决定着成败。
捕食性昆虫和被捕食昆虫都不会单独存在，它们只能作为巨大生命之网的一部分而存在，对这一切都需要进行考虑。也许在森林中有最多的使用既成的生物控制方法的机会。现代农业的农田都高度人工化了，与想象中的自然状态大不相同。不过，森林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它更接近于自然环境。在那儿，人类的介入最少，干扰最小，大自然可以按本来的面目发展，建立起美妙而又错综复杂的抑制和平衡系统，这种系统保护森林免遭昆虫过分危害。
在美国，我们的森林种植人看来已在考虑主要通过引进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来进行生物控制。加拿大人已有一个比较开阔的眼光，而一些欧洲人却走得更远，他们发展“森林卫生学”已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鸟、蚂蚁、森林蜘蛛和土壤细菌都同树木一样是森林的一部分，欧洲育林人在这种观点下，他们栽种新森林时，务必也引人这些保护性的因素。第一步是先把鸟招来。在加强森林管理的现时代中，老的空心树不存在了，啄木鸟和其他在树上营巢的鸟从而失去了它们的住处。这一缺陷将用巢箱来弥补，它吸引鸟儿们返回森林。其他还有专门为猫头鹰、蝙蝠设计的巢箱，这些巢箱使鸟儿得以度过黑夜，而在白昼这些小鸟儿们就能进行捕虫的工作。
不过，这仅仅只是开始。在欧洲森林中最吸引人的一些控制工作是利用一种森林红蚁作为一个进攻性的捕食昆虫，——这个种类很可惜没有在北美出现。约在二十五年以前，乌兹柏格大学的卡尔·高兹华特教授发展了一种培养这种红蚁的方法，并建立了红蚁群体。在他的指导下，一万多个红蚁群体已被放置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九十个试验地区中。高兹华特教授的方法已被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所采用，他们建立了蚂蚁农场，以供给林区散布蚁群用。例如，在阿平宁山区已建起几面个鸟窝来保护再生林区。德国穆林的林业官汉斯.鲁波绍芬博士说：“在你的森林中，你可以看到在有鸟类保护、蚂蚁保护、还有一些蝙蝠和猫头鹰共同体的那些地方，生物学的平衡已被显著地改善了。”他相信，单一地引进一种捕食昆虫或寄生昆虫其作用效果要小于引入树林的一整套“天然伙伴”。
穆林的森林中新的蚁群被用铁丝网保护起来以免受啄木鸟的打劫。用这种办法，啄木鸟（它在试验地区10年中已增加了400%)就不再能大量危害那些蚁群，啄木鸟只好通过从树木上啄食有害的毛虫而偿还它们曾造成的损失。照料这些蚁群(同样还有鸟巢箱)的大量工作是由当地学校的10一14岁孩子组成的少年组织来承担的。花费是极低廉的；而好处则是永久性地保护了这些森林。
在鲁波绍芬博士工作中另一个极为有趣的方面是他对蜘蛛的利用，在这一方面他是一个开路先锋。虽然现在已有大量的关于蜘蛛分类学和自然史方面的文献，但它们都是片断的、支离破碎的，并且完全不涉及它们作为生物学控制因素所具有的价值。在已知的22，000种蜘蛛中，760种是在德国土生土长的(约2000种在美国土生土长)。有二十九族蜘蛛居住在德国森林中。
对育林人来说，关于蜘蛛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们织造的网的种类，造车轮状网的蜘蛛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中间一些所织的网有着如此细密的网孔，以致能捕捉任何飞虫。一个十字蛛的大网(直径达16英寸)在其网丝上约有120，000个粘性网结。一个蜘蛛在它生存的18个月中可平均消灭2000个昆虫。一个在生物学上健全的森林每平方米土地上应有50到150个蜘蛛。在那些蜘蛛数量较少的地方，可以通过收集和散布装有蜘蛛卵的袋状子囊来弥补。鲁波绍芬博士说：“三个蜂蛛(美国也有这种蜘蛛)子囊可产生出一千个蜘蛛，它们共能捕捉200，000个飞虫。”他说，在春天出现的小巧、纤细的幼轮网蛛特别重要，“当它们同时吐丝时，这些丝就在树木的枝头上形成了一个网盖，这个网盖保护枝头的嫩芽不受飞虫危害。”当这些蜘蛛蜕皮和长大时，这个网也变大了。
加拿大生物学家们也曾采取了十分相似的研究路线，虽然两地实际情况有些差异，如北美的森林不是人工种植的，而在更大程度上是自然状态的；另外，在对森林保护方面能起作用的昆虫种类土也多少有些不同。在加拿大，人们比较重视小型哺乳动物，它们在控制某些昆虫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尤其对那些生活在森林底部松软土壤中的昆虫。在这些昆虫中有一种叫做锯齿蝇，人们这样称呼它，是由于这种雌蝇长着一个锯齿状的产卵器，它用这个产卵器剖开常绿树的针叶，并把它的卵产下去。幼虫孵出后就落到地面上，并在落叶松沼泽的泥炭层中或在针枞树、松树下面的枯枝败叶中成茧。在森林地面以下的土地中充满了由小型哺乳动物开掘的隧道和通路，形成了一个蜂巢状的世界，这些小动物中有白脚鼠、鼷鼠和各种地鼠。在这些小小的打洞者中，贪吃的地鼠能发现和吃掉大量的锯齿蝇蛹。它们吃蛹时，把一只前脚放在茧上，先咬破一个头，它们显示出一种能识别茧是空的还是实的的特别本领。这些地鼠的贪婪胃口是惊人的。一个鼷鼠一天只能吃掉200个蛹，而一个只靠吃这种蛹为生的地鼠则每天能吃掉800个以上。从室内实验结果看，这样能够消灭75一98%的锯齿蝇蛹。
下述情况是不足为怪的：纽芬兰岛当地没有地鼠，所以遭受到锯齿蝇的危害；他们热切盼望能得到一些这样能起作用的小型哺乳动物，于是在1958年他们引进了一种假面地鼠(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锯齿蝇捕食者)进行试验。加拿大官方于1962年宣布说这一试验已经成功。这种地鼠正在当地繁殖起来，并已遍及该岛；在离释放点l0英里之远的地方都已发现了一些带有标记的地鼠。
育林人想力求永久保存并加强森林中的天然关系，现在已有一整套装备可供他使用。在森林中，用化学药物来控制害虫的方法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权宜之计，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它们甚至会杀死森林小溪中的鱼，给昆虫带来灾难，破坏天然控制作用，并且把我们费九牛二虎之力引进的那些自然控制因素毁灭掉。鲁波绍芬博士说：由于使用了这种粗暴手段，“森林中生命的协同互济关系就变得完全失调了，而且寄生虫灾害反复出现的间隔时间也愈来愈短……因而，我们不得不结束这些违背自然规律的粗暴作法，这种粗暴作法现已被强加到留给我们的、至关重要的、几乎是最后的自然生存空间之中”。
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了许多新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方法；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一个要反复提及的话题是：我们是在与生命——活的群体、它们经受的所有压力和反压力、它们的兴盛与衰败——打交道。只有认真地对待生命的这种力量，并小心翼翼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我们才能希望在昆虫群落和我们本身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
当前使用毒剂这一流行作法的失败使人们考虑到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象远古穴居人所使用的棍棒一样，化学药物的烟幕弹作为一种低级的武器已被掷出来杀害生命组织了——这种生命组织一方面看来是纤弱和易毁坏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惊人的坚韧性和恢复能力，另外它还具有一种以预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反抗的秉性。生命的这些异常能力一直被使用化学药物的人们所轻视，他们面对着被他们瞎胡摆弄的这种巨大生命力量，却不曾把那种“高度理智的方针”和人道精神纳入到他们的任务中一去。
“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己经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