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反学术腐败问题的报道
来源： 浏览量：752 更新日期：2010年2月1日
有关部门正就学术引用的认定标准等做专门研究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季谭2006年03月28日
教育部正“下大力气”筹组学风监督委员会，以配合其他手段共同力阻学术腐败现象。
教育部昨日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治理学术腐败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教育部始终坚决反对各种学术腐败行为，并且采取了许多措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综合处副处长张庆国会后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透露，目前教育部社政司、人事司及高教司正联合制定一些治理学术腐败的政策，而有关部门正就学术引用的认定标准等做专门研究。
王旭明说，目前教育部还没有专门的委员会来监管学术腐败问题。在现有条件下，如果学术腐败触犯了法律，就要由法院来查处；如果触犯了行政法令，那么学校就可以处理。如果学校包庇学术腐败现象，就可以状告学校，“如果北大、清华出现学术腐败包庇情况，就要先告到北京市教委。”据介绍，2002年起先后出台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教育文件》等，都对学风建设提出了要求。
在3月中旬一次名为“如何用法律规范学术制度”的研讨会上，教育部法规司办公室主任张文曾透露，我国正在起草“考试法”，以进一步遏制学术腐败。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3月11日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则表示，治理学术腐败要从机制、体制上进行改革。
学术腐败问题是近段时间来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热点。赵沁平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曾称，学术腐败现象古今中外都有，但“现在有一个加重的趋势”。在2月底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王旭明通报了天津外国语学院沈履伟涉嫌抄袭、四川大学海归教授丘小庆涉嫌学术造假事件的进展。3月15日,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邓正来联合国内109名教授发出一封抵制学术腐败的公开信，呼吁从2006年起，高校教授(研究员)不能剽窃抄袭，不能发生学术腐败；一旦发现学术腐败者，教育部和学校一定要对其进行处理。而就在昨天，媒体报道称，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因涉嫌学术造假而被校方撤销教授职务。对此，王旭明昨日对本报记者表示：“任用、解聘教授是高校的内部权限，高校可以在高等教育法范围内决定。”
在学术打假方面建树颇多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认为，学术资源分配体制不够合理、学术评价体系不合理、社会风气和个人品行是学术腐败存在的主要原因。张文则在当时的研讨会上指出，学术腐败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导致了我国整体学术水平降低。
百余教授发布公开信呼吁抵制学术腐败
2006年03月21日 新京报
发出公开信建议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和社科院成立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
本报讯 昨天，全国109名教授联名致信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呼吁抵制学术腐败、谴责“本校保护主义”、建议成立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
这封公开信是由吉林大学法学院邓正来教授牵头发起的，共有109名教授参与签名，包括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员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员徐友渔以及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等。公开信将寄达各大学和地方社科院的领导。
“本校保护主义”纵容学术腐败
公开信认为，一些大学的“本校保护主义”，成为孕育新一轮学术不端和腐败的温床。参与签名的教授认为，对有学术不端行为的人的惩戒应包括批评教育、留校查看、降低职称、撤销职称职务，直到开除出教师队伍。高校校长对教师的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负有惩戒职责，不履行该职责者，应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处分。
教授们还在公开信中呼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所辖的学校校长有督促的义务，并建议教育部在学术道德规范的原有基础上增加这部分的内容。
治理学术腐败亟须常设机构
教授们认为，我国还没有形成处理学术腐败的规范程序，也没有常设机构，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教授们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牵头，成立由品行和学术成绩俱佳的学者组成“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并制定有关学术纪律仲裁的行业规范。在接到违背学术纪律的投诉以后，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匿名审查，以查证是否构成剽窃、造假或学术腐败行为，对违纪成立者，定期公开通报批评，给予当事人以相应的纪律处分。
教育部将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昨天表示，教育部的目标也是要实现学术纯洁、惩处学术腐败。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呼吁，关键还在于做。针对公开信中成立“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的建议，教育部发言人表示，教育部针对学术抄袭等问题，即将成立的学风建设委员会就是类似的机构。此前，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袁振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表示，学风建设委员会将根据国家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拟定惩处学术不端的行为的制度细则。
■马上就访
“高校官本位思想严重”
公开信参与者之一、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称，学术腐败部分原因是高校“家丑不外扬”
作为公开信的参与者之一，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先生接受了本报采访。
新京报：邓正来教授是怎么找着你要你签名的？
徐友渔（以下简称“徐”）：我跟邓正来教授非常熟悉，而且在反对学术腐败这个问题上长时间以来就有共识，有许多共同的看法。这封公开信中所有的内容也是经过长期磨合的，其中的内容我都赞同。
新京报：据你所知，现在高校的学术腐败问题有多严重？
徐：其一是被曝光的学术腐败事件很多。更主要的是，有些学术腐败曝了光，但是没有被处理，这种不处理的态度让我们觉得学术腐败非常严重。
新京报：在治理学术腐败上，学界自律和政府主导你觉得哪个更重要呢？
徐：从长远和根本来说，学界的自律更重要一些，但是这么多年来，无论学界怎么呼吁，但最后应该负责任处理的有关大学当局和有关领导机关不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对有学术腐败的行为采取措施。
因此从眼前来情况来看，要呼吁行政部门加大对学术腐败行为的处罚力度，等目前的这种状况改变之后，再由学者的自律发挥主要作用。
新京报：公开信中说要对“致使学术腐败产生的各种制度性力量进行更彻底的反思和批判”，这里“制度性力量”是指哪些？
徐：现在大学里确实有一些制度性力量会促使学术腐败的产生。比如说对学校排名次，博士毕业、博导评定都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还有对学校考核的那些机械的数量性规定。
新京报：公开信中还说，目前的学术环境缺乏学术传统、缺乏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但是在我国学术界历史上也没有严格的学术传统，更没有所谓的学术评价体系，许多学者那个时候学问都做得非常扎实，也没有听说那么多学术腐败问题发生。
徐：这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跟学者的自律有关，那个时候学者的道德状况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另外社会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候学术评价是个很含糊的标准，主要靠德高望重的学者的直接印象。以前学术的非功利性非常明显，但是现在的学术评价表面上各种规章都建立起来了，而且也不是说完全不起作用，但以前的那种学术的非功利性非常明显。你要拿到什么项目、职称都跟学术成果有关，学术的诱惑性太多，而且马上就可以换成现实的利益。
新京报：“本校保护主义”的根源是什么？
徐：其实说到底，根源与官本位关系很大。目前一些大学的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其实如果完全按照现在的条文来处理，也会让一些有学术腐败行为的人得到惩处。正因为学校官本位思想，“家丑不可外扬”。才使得学者的自律在与行政力量的对比中处于下风。
新京报：你对你们的公开信的效果，有怎样的预期？
徐：我对这次的活动非常有信心。我们这一次动员的同行比较多，规模也比较大。只有声音越来越强，有关领导和社会才会更关心这个问题。而且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也表示了对治理学术腐败的态度。
■部分高校论文弊案
王铭铭剽窃案
2002年1月10日，北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王铭铭的《想象的异邦》一书，被北大查实抄袭。北大撤销了王铭铭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在内的全部学术职务。
黄宗英剽窃案
2004年1月2日，北京大学英文系副教授黄宗英先生的《艾略特———不灭的诗魂》，被查实74%系剽窃。黄宗英被院方解聘。
胡兴荣抄袭案
2005年12月14日，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兴荣的《中国传媒业呼唤权威型经理人》一文，被指“严重抄袭”，胡兴荣在“中华传媒网”上发布了向被剽窃者道歉的帖子，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接受了胡兴荣教授主动提出的辞职请求。
沈履伟剽窃案
2005年11月17日，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求是集》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学术剽窃，天津外国语学院解除沈履伟的教授职务，并给予其记大过处分。 （据《中国新闻周刊》整理）
人民时评：“学术不端”应追惩
2006年03月31日 新华网
学术造假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除了震惊世界的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编造人类胚胎干细胞论文案外，近来国内大学、科研机构一些知名学者的造假传闻也不绝于耳。不过，与受到严惩的黄禹锡有所不同，国内这些传闻的当事人少有被追究责任的。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是，近日清华大学以“学术不端”为理由，撤消了一位院长助理的教授职称。
从报道看，“学术不端”的理由很简单：刘某自2004年6月起在清华大学医学院任教，校方认定他申请清华大学职位、职务以及个人网页中提供的个人履历、学术成果的材料存在严重不实。证据之一，就是其宣称自己在美国《普通病毒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权威论文”，压根儿就跟他没关系。
这起“学术不端”只是近年来学术造假的新案例。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袭和剽窃几乎成了一些高校、科研机构教学科研人员谋生立命的法宝，甚至泛滥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这些行为严重败坏了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人才培养。因此，在性质的认定上，最近有人把论文剽窃、学术造假上升到“学术犯罪”的高度。
学术造假屡禁不止甚至在个别领域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有人说是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这其实只是一个方面，与此相关的，还有知识产权观念薄弱、相关法规缺失、编辑出版制度松懈、评审机制漏洞、成果鉴定主体错位、学位授予机制不严密等原因。因此，日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明确指出“要依靠三种力量”解决学术造假问题：其一是道德力量，让“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其二是行政力量，清华大学刘某被查处撤职是也；其三是法律力量。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从各地出现的学术造假情况看，很难说我们目前的法律法规对学术造假就没有立过“规矩”，一些规章制度应当说还是健全的。为何这些“规矩”杜绝不了学术造假，一些铤而走险者仍能投机得逞，根子恐怕还在“本校保护主义”，在于一些学校碍于脸面，因此落实不力、追惩不够。哪怕是东窗事发，依然“家丑不可外扬”，千方百计大事化孝小事化了。
大学担负着传承知识、接续文化、弘扬道义的职责。尽管多数时候，诚信是个人的道德问题，但是学术诚信已经超越了个体道德，具备广泛的社会意义。为人师表者的道德缺失、荣耻不分，不仅是对学术尊严的亵渎和危害，也会对社会风气产生恶劣影响。在对待刘某的问题上，清华大学的举措之所以值得称道，在于清华大学没有因“家丑外扬”的顾虑而不了了之，而是旗帜鲜明、措施坚决。这为今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处理类似的“学术不端”开了个好头。（邓建胜） （人民日报）
国家自然基金委简报称高校靠学术作假从国家圈钱现象严重
2006年03月31日 中国青年报
20个反面案例高校占了15个
今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布了2006年第一期简报，对2005年11月以前受理的投诉和举报进行了初核、调查和处理。简报将部分案例，隐去名字和单位名称，将其主要事实与处理决定予以公布。国家自然基金委希望“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
在被通报的20个案例中，其中两个案例被确认为“被举报涉嫌抄袭剽窃他人论文”，剩余的18个案例均是“被举报涉嫌在申请书中弄虚作假”。
列举的案例同时显示，20个案例中，约有15个案例涉及高校，占总体案例的75％。可以看出，无论是剽窃论文，还是申请项目弄虚作假，都旨在通过申请，获得相关部门的资金资助。
被通报的案例中大部分是伪造项目组主要成员的信息，在还没有获得相应职称时，在申请时填报了虚假的职称信息。
比如，“经调查核实，刘某某2005年申请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组成员共7人，其中张某某为学士、工程师；田某为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张某某是A大学某学院的聘任人员，原从事财务工作，到该学院仅半年时间，主要负责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是否是工程师，刘某某不知道。田某是硕博连读研究生，没有硕士学位。”
又如，“经调查核实，岳某某2004年申请基金项目并获得资助。岳某某1999年大学毕业；申请书中称其1997年大学毕业。2004年6月硕士毕业；申请书中称2001年硕士毕业。2004年3月31日还没有硕士学位、没有中级职称；申请书中填为：硕士、讲师。岳某某在2004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不具备申请资格，通过伪造个人信息，获得资助。”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朱效民博士分析说，很多现实的信息显示，科研项目申报弄虚作假，不仅仅出现在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项目中，其他科研项目申请同样存在。
中科院院士张泽说，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科技界不是在淡化名利，而是在不断强化名利。一些科研单位人员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经费挂钩，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多科研人员只要有钱就去争。
中科院院士黄尚廉表示，很多科研人员脱离科研一线，却想尽办法，甚至采取一些弄虚作假的手段从事申请项目的工作。
年轻人刚出道往往胆子更大
自然基金委通报的20个案例中，不少案例有这样的称述：
“刘某2004年申请并获得资助的青年基金项目的申请书中，刘某的学位和职称分别写为博士和讲师。依托单位人事部门证明，刘某于2004年12月获得博士学位、2004年6月13日被批准留校、2004年12月6日办理正式报到手续。刘某在2004年3月31日前仍然是博士研究生、没有职称。”
“他真实职称是讲师，申请书上填写的是副教授。作为学校引进人才，他享受副教授的待遇，但职称不是副教授。”
“2003年3月31日还没有博士学位、没有中级职称，是在职博士研究生；申请书中填为：博士、讲师。”
“韩某某2004年3月31日还没有中级职称，是在职博士研究生，申请书中填为：讲师。”
朱效民分析说，不排除国家自然基金委集中对青年科研人员申报的项目进行公布的可能，但是上述信息仍透露出，我国青年科研人员弄虚作假现象比较严重。
朱效民说，有些青年科研人员刚刚走上科研岗位，受到一些不好的环境熏陶，学坏更快，往往胆子更大，长期发展下去后果严重。“这种现象对科研事业的后备力量，尤其是硕士、博士等刚入门的科研新生力量会产生误导，影响恶劣而深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陈佳洱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现在的青年科研人员往往很现实，认为没有宽裕的生活，没有收入，就没有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可能会想各种办法去申请项目。“我听说过靠项目提成的事情，感到很震惊”。
陈佳洱院士说，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项目申请决定权在专家评议，相对公平透明，在社会上总体评价不错，但“监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仍然很忙，每年都会接到很多投诉”。
他认为，现在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容易把青年科研人员带到歪路上，“很多青年科研人员搞科研的动力不是追求真理，不是对科学的渴求，而是追求名利。青年科研人员应该不断加强学习，增强个人素养”。
学术捞钱比论文抄袭后果更严重
部分科研人员通过弄虚作假、隐瞒欺骗拿到的资助经费都是国家和纳税人的钱。
“这种直接涉及钱的行为，从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来看，比单纯发表一篇论文过程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更加严重。”朱效民博士说，这些项目往往涉及一个研究团队，成员一般包括高级研究人员、中级研究人员和初级研究人员，还涉及一定数额的国家资助的研究经费；此外，申请项目的人往往学术地位也相对较高，国家资助这些项目，是对科研人员以前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成就的认可。“如果在这些项目中出现欺骗行为，涉及面比较大，负面影响也会更加复杂。”
朱效民说，靠弄虚作假捞钱的学术行为危害巨大。第一，会对国家本来就比较紧张的科研经费造成损失和浪费，干扰国家科研方向的部署和实施。
第二，不仅会对科学界的形象和信誉造成严重损害，败坏学术风气，还会阻碍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这就如同不遵守体育比赛规则就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竞争，进而提高项目整体竞赛水平一样。
第三，国内外多次公众态度调查显示，公众对科学界的印象得分几乎总是最靠前，科研人员是社会精英，也是科学思想和精神的传播者和教育者。如果学术不当行为屡禁不止，在破坏学术生态的同时，还有可能向社会传播渗透，甚至造成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
第四，对其他严谨踏实工作、平等参与竞争的科研同行不公平，他们中的一些研究工作和成绩，因为不正当竞争而得不到承认，一些本应该得到资助的项目会因此被耽误，甚至永远失去机会，因为优先权对于科学创新至关重要，一旦别人首先做出了成果，再重复研究将毫无意义。
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苦心钻研
对于屡屡出现的弄虚作假申请项目的现象，朱效民说，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对科学界学术不当行为的防范和处置基本上是由科学界、科研机构自身进行的，各个科研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和办法不尽相同。
朱效民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在发达国家也时有发生，近年来在我国愈演愈烈，主要是因为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
从制度方面讲，我国现代科技体制移植于西方，发展历史较短，制度建设仍有许多不健全、甚至扭曲的地方，比如科研领域里的官本位现象。同时，现代科技已广泛渗入到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公民生活质量等各个领域，对科技发展的资助和需求也空前庞大、多样化，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国科研制度建设与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很多，难以适应其发展的复杂性和广阔性。
从环境方面讲，作为后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奋力追赶状态，经常伴随着一种焦躁情绪，对科技的期望基本集中在其带来的现实收益上。
“当前上上下下对科学研究的态度更是急功近利，寅吃卯粮，科研成果拿来就得管用，须立竿见影，特别是基础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十年磨一剑’的从容氛围已经荡然无存。浮躁功利的土壤，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苦心钻研，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学术不端行为不断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本报北京3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