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2007院士圆桌会议
来源： 浏览量：648 更新日期：2010年1月29日
造就杰出科技创新人才
由市科协主办的院士圆桌会议，一年一度，今年已是第8次召开了。旁听院士们的发言，不仅能听到很多真知灼见，还能感受到他们对国家创新和上海发展的那份关切和真情。
今年院士圆桌会议的主题是“自主创新与造就杰出科技人才”。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要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量涌现。相信此次会议上院士们就如何营造更适合杰出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通过重大项目带动青年科技人员成长、给科技人员更大的锻炼平台等建设性意见，会给读者带来新的启示。
为想做事的人营造做事的环境
杨福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 我想从一则新闻和一个人谈起。
这两天大家都在关心探月工程，“嫦娥一号”要到达月球轨道，首先要让它在地球轨道上绕三圈，偏差不能太大，然后经过多次校正，使得卫星准确进入月球轨道。这件事我们中国科技人员做得很漂亮。而与此差不多同时，在上海张江我国地面上最大的科学工程——“上海光源”的现场，上海应用物理所的一批年轻专家正在从事仪器调试阶段最重要的任务——让电子进入轨道并达到预定状态。能否圆满完成任务的关键是电子能否精确地进入轨道，误差不能大于万分之一，其难度决不亚于控制探月卫星运行姿态。令人振奋的是，他们一次就成功了，一个电磁波进去，第三圈下来容量马上达到了要求。不仅精度完全达到要求，而且能量也达到指标。从9月30日20时增强器启动调束到升能成功，历经4天半，不到60个小时的总调束时间，上海光源增强器调束成为世界上同类装置中进展速度最快者之一。国际上的同行专家来一看，没有话说，就是世界水平！由此我感到，上海确实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上海科技人员算得准，调得好，技术工人加工得精确无误！这批年轻人有了大舞台，就表演得有声有色！
说到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我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是1982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的，他从事干细胞研究，在世界上是公认的领军人物。去年在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中，有一项是他的。他在美国杜克大学工作了14年后，去年被耶鲁大学请过去了，而且他的整个研究小组都被请了过去，并把耶鲁原有的40余个与干细胞研究有关的小组都归他领导，担任世界级的干细胞研究所所长。
我问他你怎么会做出这么大的成绩，他说在复旦大学做学生时，复旦大学可以让学生自由听课，给了他机会。他去听了光学等课程，而他的一些成果正是从这些与生物没有直接关系的学科中得到的。他说特别光学课对他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很重要的一个创新就是把激光引到了显微镜下，去把干细胞旁边的一个细胞杀死，干细胞就不起作用了。他证明了与干细胞相邻的一个细胞起了关键作用。
多年前，由于他的成就，他荣获HP奖，这是专为年轻教授设立的奖项，每年20位，涵盖各个领域。每年65万美金，连续给5年。除此之外更妙的是，主办方把20名获奖者找来，在既漂亮又安静的地方让他们住下，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充分交流。这些人都是拔尖的，非常聪明，通过这些人的自由交流，就会产生非常重要的结果。与他同年得奖的20位年轻科学家中，已经有不少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上面讲的一则新闻和一个人的故事，实际上反映的道理是一样的，中国不乏优秀的人才，但是要真正让他们发挥作用，必须有一种稳定的符合科学生态的环境和保障机制，让想做事的人能做事。否则，再优秀的人才也难以做出成绩来。
以科学研究为主导 提倡导师责任制
杨玉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办主任）
关于人才培养我想谈一点具体的想法，即对博士生的培养必须要贯彻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近年来，我们为了提拔年轻的科学家，似乎年纪大一些的科学家都是年轻人成长的障碍，但我们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事实：优秀的科学家大都出自于名师之门，即所谓的“名师出高徒”。
既然师承关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形成一种机制，让优秀的学生能得到杰出导师的指导，在科学前沿做出成绩来。事实上，在我们不少大学里，研究生名额的分配还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倾向。以考试分数作为基本判别标准的、僵化的入学考试，把许多真正优秀的学生挡在了门外。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为了弥补传统入学考试的缺陷，我们必须给予研究生导师一定程度的自主招生权力，并且让导师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真正负起责任来。一个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以科研项目经费为引导的导师资助制”。此举可以密切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提高导师的责任感，提高学生的生活补助，使其可以静心从事科学研究。研究生是一种资源，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优秀的学生配置到优秀的导师那里从事科学研究，这也是提升创新能力的一个方面。
提出导师责任制，也是想让我们的师生关系调整得比较好。现在有个倾向，经常是老师把一个学生带出来了，而学生却把导师给忘了。美国学者朱克曼在《科学精英》一书中曾经指出，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中约有一半是诺奖得主的学生，或者曾经在诺奖得主的课题组做过博士后，或当过助手。这表明了师承关系的重要性。师承关系是一个杰出人才成长的必由之路，有很多的统计资料可以说明这点。从导师来讲，不能把学生当成简单的劳动力；而从学生来讲，要知道跟从一个老师是自己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
给一线科学家配助手
麻生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首先，要建立促进人才成长的机制。我国目前无论是科学院，还是教育部，很多人才引进是一步提到教授的层次。然而，过快的升职实际上并不利于人才的成长。我本人是从副教授到教授做过来的。我们在美国做博士后的时候，感觉美国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之间差别很大，大家都很努力，因为这涉及到后面的教授职位是不是可以拿得到。这些人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如果好好做的话，应该是有所创新。我们国家很多年轻人很快就当了教授，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和动力，可能一下子就失去了。
关于人才使用，我也有一些看法。从我个人的情况来看，很多时候我的精力都花在跟专业不相关的地方。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苦恼，白天做其他的事情，晚上才做与专业相关的事情。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缺乏科研助手机制，无奈很多教授只得自己去复印，做填写表格之类的事。日本的教授下面有很多副教授和助手，各司其职。我们应建立相应的机制，来保证让年轻人在精力最好的时候，在科研一线上多花时间。这要求在管理上也应该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现在很多在一线做科研的教授不再从事教学，我觉得这也是有欠缺的。他们和纯粹搞教学的教授不一样，如果他们能到课堂去授课，可以把科研实践中的心得体会很好地传达给学生。所以应该鼓励更多的从事科研和工程研究的教授参与到教学中去。
重大项目 年轻人成长的最好舞台
叶叔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心顾问、“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国际计划主席）
这次我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成功进入月球轨道，我们上海天文台以“甚长基线干涉”技术参与测距，在国家任务中我们出了一份力，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荣幸。
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挑战？最初我们到北京去申请任务，认为我们搞天文都好几十年了，熟得不得了，完全有能力做。当然，从能力上来说，我们的确是可以胜任的，但心里想得过于简单。当时，我们保证10分钟之内把数据送过去。但是后来真正干的时候，就感觉基础研究跟工程的差距实在很远。
这10分钟难在什么地方？我们有4个观测站，4个观测站的数据通过网络传过来，一面观测一面传输。上海天文台的任务是接收，四方面的数据过来以后，经过相关干涉要找到很细的干涉条纹，可能就需要若干分钟。除非技术非常熟练，各方面都不出任何差错，才能够在1分钟之内找到所要的那个条纹。传送大概需要1分钟，后面还有运算，最后算出位置来，而且这个位置测准了以后还要报告，要送到北京去，所有这一切要在10分钟内完成。真正干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头汗。
但是，最后在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我们平均是6分钟做完。这是非常出色的一份答卷。以后我们还要参与二期工程，我们希望比6分钟还快。有了这个基础以后，2009年火星探测的机会到了，我们才可能去争取。
我觉得，参与这样大的项目对于年轻同志的成长确实有极大的好处，好多难题都是他们日日夜夜在那里解决，而且责任心也重了，团队的精神也有了，这种训练非常好。由此我感觉到，一个大的项目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平台可以锻炼人，可以造就队伍。它既包含了技术，又有动手能力，还能培养团队精神，进行道德教育，这对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
平台 ·课题· 实践 成才三要素
姚福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学院教授、山东理工大学校长）
以我的经历，我认为平台非常重要。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基本上都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平台上培养出来的。政府的责任就是要搭建这种平台，给年轻人锻炼成长的机会。当然现在863项目、国家重大项目、973项目都是平台。但是真正能够参加这些项目的人能有多少？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搭建更多的平台，让更多的科技人员有机会参与平台，参与项目。
要培养杰出的科技人才，除了平台，参与世界一流的课题也非常重要，你不要去搞二流的课题，这等于是在浪费人才和精力，搞出来的东西水平很低，没有使用价值。另外，我认为创新性人才一定要参与实际，不能关着门搞，不能自己想一个课题，认为这个课题水平很高，但是经济上没有使用价值。转化不了商品，就没有实际意义。
现场互动
问: 杰出人才必备的一些基本素质、条件是什么？年轻人怎么能够争取成为杰出人才？
答: 当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做出成绩时，人们才会说他很优秀。把人才放在什么样的舞台上，结果是不同的。如果只是放在国内的舞台上，那有可能成为国内的优秀人才。但科技面临的是国际竞争，一旦我们把他放到国际舞台上发挥才能，做出被公认的杰出成就来，那么他就是国际意义上的杰出人才。
我想关于怎么样成为一个杰出人才，这方面励志的书很多，无非有几点，首先是天赋，其次是环境，然后是靠个人的勤奋，这三个是成才的必备条件。 ——杨玉良
问：十七大报告提出有要引导知识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包括杰出人才向企业集聚。我们的国企怎样才能培养出人才，并留住他们呢？
答：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我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被下放到研究所，后来合并到工厂。工厂里的大学毕业生是研究所里的3倍，我跟厂里面的总工程师讲，你们的大学毕业生是我们的3倍，为什么你自己的技术不能自己搞，而一定要依靠研究所来做？
如果国营企业不为科研人员创造机遇，他们就无法发挥才能，这种情况是相当多的。并不是说这些人不想做，而是你没有让他做。
为已有的人才创造机遇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要吸引更多的外来人才。顶尖人才也不是马上就可以产生出来的，有条件的话也要从外面引进一些人才。要留住人才，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给予信任等等。 ——朱高峰（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热，很多人跑出去了。现在是回国热，有很多人回来了，但一流的高层次人才可能还比较缺乏。那怎样才能把他们吸引回来？
答：我首先认为，不管是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他们对祖国的向往都是一样的。不管他们身在何处，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
我们希望在国外学有所成的人才，特别是一流的人才能为国家服务，希望他多一点时间留在国内，但关键还是环境。能留住人才的环境并不一定要物质条件多么优厚，我相信真正做学问的人，不会在物质上有很高的追求，钱、房子、车子在他心目中，从来不会是第一位的。在生活得到基本保证的情况下，他追求的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他希望得到的是受尊重、被理解。
去年11月28日《文汇报》上有一篇文章——“信任是最强的凝聚剂”，里边讲到了温总理对教育工作者的信任。给再多的钱，都不如给这样的信任来得有用。我相信这是知识分子共有的特点。
如果把环境建设好了，我想越来越多的人还是愿意回来的。即使不回来，他的心也是一直向往着祖国，迟早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为国家服务。 ――杨福家
文章整理：本报记者江世亮、实习生姜文娟、程礼安